撰文/张亦霆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晚年好夸储蓄。他是真的有钱。他的命运好过大都唐代诗人，尽管他的母亲是精神病人，坠井而亡，他的弟弟白行简是个小人，名声很坏。不过在宦途，在钱途，在声色上，白居易的吃苦或许会让杜甫等人觉得无法跟他同席共坐。
诗心有饱的一种，也有饿的一种。由于饿，杜甫不得不在后半生开端漂泊，从秦州跑到成都，再到公安，终究死在湖南的船上。而由于饱，白居易也从杭州跑到姑苏，跑到洛阳，买田买屋，终究满意地死在一个皇帝看不见的当地。诗人也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他们都跟着这股力气奔向芳华，变老和逝世。杜甫的日子是从过了几天好日子一下落入战时状况，白居易的年代相对安靖一些，但只能以避世来自保。
宜昌三游洞诗人，中为白居易、左为白行简、右为元稹
纵观唐诗，杜甫所接受的初唐诗人气候，到了白居易的晚唐年代已如日光违背，移灯缓步入于帷中，“江湖风云多”成了“里巷多通水”，快马如飞被华车黄金饰品替代了。到了终究一个诗人温庭筠，象考古家相同说着钗上的玉光，初卸的晚妆，下一场无非便是梦了。
唐诗起自古树新发，一反江南台咏纤细之风，至李杜手笔渐热，诗人如开疆场，各起峰岚，层林点染以成画卷。中唐后俊才斜逸，好出惊人语，终不免于做作惨淡。
从陈子昂到李商隐，是前后照应式的滑落。大约最好的时期，有杜诗过多的个人性要素和李白逾越式的不屑，以及王之涣王昌龄贺知章孟浩然等在各方向上高层次的“助笔”，像是一个平行的唐国际，表里俱兴。王维居于唐诗没有被移动过的中心定位，守虚执中，是中神通王重阳一般的存在，李杜岑高孟賈韩柳则弥散四方，以与中心坚持放射与返照联系。
它是一动态国际，唐代如一个宽广的幽谷，其间是茂盛的障碍物，河流在其间永久不满，人与人可贵相遇见，只要音讯，跟着时刻迟到。相对的推迟给了人考虑、诘问和置疑的才能，但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人在时刻往复中永久处于等候的状况，送走信使，知道他还有下一次的抵达，而所思之人与事，其实已同时发生。
但诗，关于唐人或许适当不重要。至少不像宋那样。宋是一个波涛激着另一个波涛，一个诗人是另一个诗人的反响，因他们位置简直适当，通通是文人阶级，差异仅仅在同一个工作室先后工作。二晏，苏黄，陆游杨万里，李清照辛弃疾，他们的才调投入了更干流的政治层面，但由于没有真的开端以及总的处理，每一种反响都是应激反响，是对一个反响的反响和再反响。
苏轼的《寒食帖》
宇文所安写过从汉魏到唐的许多诗论，都能以深化年代背景的方法获得诗人心绪。西人治汉学重细节，重置结构，提取出的前史层面往往有修旧如旧的成效。前史本就存在多样表达的或许，尽管宇文氏颇有硬伤，但不阻碍他体现的那些目标的活动，比学报论文要生动得多。
《晚唐》便是一道时刻的进口，正如《左传》也是一道时刻的进口。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略早于白居易的年代，他想拍唐朝的纵深幽暗处，在前史的平面感上凿一道深谷通向玄天。由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唐，是抽象化的扁平表达，其躲藏的特性一向未明，那年代日子的人与时刻的联系，看待文字的情绪，语音，物性，以及富贵的本相，都像沉船相同压在传说的底层。咱们不能信任在杜甫的年代还有吏夜捉人，到了晚唐就变成敦敦睦睦，但也并非全部的严酷都由诗歌负载，在晚唐的幽谷中提灯而行的诗人们，仍然能泊车坐忘，再持续或长或短的旅程。
宇文所安的《晚唐》
西方诗人到我国，没有象金斯堡这么仔细的，很多人乘着对东方的梦境而来，总算梦醒而无法记下实在感触。金斯堡但是在河北的雾霾中走来走去晃了一个多月，并精确地侦破了埋伏于不变日常的隐秘。在他的那几首诗里浓缩着人们怎样贩卖，怎样上班，怎样接受，怎样忘掉。这些诗，和他在我国其他当地的诗一同，并入了他喋喋不休的诗流。比起那些关于美国的怨言，他对我国的怨言是弯曲的，隔着一张机票，他随时能够退回纽约的狂歌中。
美国诗人金斯堡（1926-1997）
我国人尽管没有能给他一个太子太仆的虚衔，但也尽到了对一个垮掉派诗人的礼遇。当年海明威来我国，得到的是两大箱威士忌和各种笑而不语，比起来金斯堡很走运了。他的手伸到了河北，双脚则伸向冰冷的上海，大脑袋躺在了长江上游的忠县，假如他不解释一下那里曾是白居易为官的当地，连我国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金斯堡写过读白居易的诗，若是白居易读到它，或许会这样礼貌地写信给上海市长：“我的朋友诗人金氏名斯堡，渠来自阿美利加之邦。其诗风，既非馆阁，略少婉转，乃称垮掉。虽俚俗而抱朴，遂谑浪以纠正，其诗之范也。……今闻渠远渡重洋抵达松江，我亦曾在不远的两个天堂担任州长……”
《金斯堡诗全集》
金斯堡晚年喜提声望，既是自喜，也是反讽。在金斯堡，敌人从未变过，是美元，是总统，是中情局，华尔街，是权利，也是尘俗庶民。金斯堡终生在曼哈顿下东区以打坐之姿势迎来送往，白居易在东都洛阳寒酸的宫殿下避世，都是诗人的攻守之法，亦不无安全感投射在其间。安全感往往不是诗能为诗人供给的东西。安全感便是对生命之不安的表达式。生于安泰，死于忧患，是大都诗人要面临的结局。在唐代的黄昏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纽约也不破例。卧室的安泰永久在外界的忧患围住之中化成个别的孤寂。
不同于白居易的是，金斯堡晚年被他对立的东西围住，他越是反讽，越像臭豆腐相同喷香，终究他和他的对立面合成了一股力气，躺在洁白的床布上想想肉身的迷离，只要堂吉诃德不行孤负。凯鲁亚克没有机会面临晚年问题。石川啄木也没有，他二十多岁就死去了。松尾芭蕉的晚年是其间年的连续，他在叹气中一向没有变老。而罗兰·巴特死在他晚年刚开端的时分。
罗兰·巴特（1915-1980）
晚年相关于青年来说，是一种反抗，是异化，老人们懂了许多，却无法把它告知年轻时的自己。而夭亡的青年，往往比被时刻摧残死的人更值得怅惘。但是，这却是一个虚伪的论题，是半途的沉船与岸的联系，中心是消逝不断的流水。
罗兰·巴特认为现成文本做手术而著称。他关于巴尔扎克和歌德作品的再生发，远远超出了原著者的幻想。他教学《小说的预备》，是在逝世前两年，以小说在别处的不或许照亮小说，说尽此种文体的睡前失眠状况，像一个个欠伸，翻身转侧，一次次数羊，回绝入梦和开端。而这个状况实际上便是小说无法在文本中包括进去的部分，它们是小说出生前的胎中物语，是小说的三维所投影出的更多维度，假如小说写作意味着将不或许变为或许且专一，那它失掉的部分，最好是归哲学家全部，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做哲学的人。
罗兰·巴特的《小说的预备》
就思想这一值得重塑的举动而言，海德格尔排挤全部做哲学的人。他说，谁才配思想？一个配字，崩坏全部人。他说那些议论思想的人，离思想都还远，思想既不是被他们议论的东西，也非议论自身。思想是一种动身。当然，那些议论焦虑的人，也并不配焦虑。一点名声的糖块就能够让他们甜美。
1944年德国败象已显，海德格尔开端了他后半期的哲学日子。他隐居在山中，用半年写出《乡下路上的说话》，由一个学者，一个导游，一个研究者组成的漫步集体，实际上便是海氏自己。
海德格尔的《乡下路上的说话》
他在三人中组织猜测者，打听者和保存者，而由猜测者做平衡，打听者斗胆进入议题，保存者企图纠正。当然这仅仅一种权衡的说法。三人的人物是灵敏的，三位一体，在同一个方向的乡下路上，朝着星光闪烁之处跋涉。
海德格尔提出一个对待物（目标及表象）的姿势：“恬然任之”。他不断地打听这个姿势的或许边境，在他更后期的作品中，这种打听终究走向哲学的完结。这篇说话的终究一段谈到了等候，由于人是不会真的走向完结的，他只能等候，而且最好是，恬然任之。而在东方，佛陀那儿，关于恬然任之这件事的种种表述或不行思议，也有个对应的思想，那便是“法尔”。但他又说，法尚应舍，实无一法可得，不存在终究的路，撤掉梯子再来看，从那里有个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