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不是一天建成的。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穷户发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终究力摧群雄，驱赶胡虏，平定全国。这一切，离不开其手下很多能人志士、兵强马壮的辅佐。
洪武年间，朱元璋两次大封功臣，一次是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李文忠等名将征西、征北凯旋而归，朱元璋封徐达等六人为公，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刘基为诚心伯。另一次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平西番功”封沐英为西平侯，留滇镇守，两年后再封蓝玉等十三人为侯。
起先，朱元璋对老部下们优待有加，清晰了爵位秉承制，承诺公侯皆世世秉承，赐诰命与铁券，又与部分功臣联婚，乃至将一些功臣之子带到身边培育。郑国公常茂是常遇春长子，年岁尚幼，朱元璋为表关爱，特许他若今后无子，爵位兄终弟及，并让他与皇子们一起读书、饮食。
此刻的朱元璋可谓仗义，跟着老朱干革命，荣华富有享不尽。
在明朝200多年的进程中，这些功臣宗族的命运又是怎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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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君如伴虎，开国功臣宗族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到头，先后遭到了朱元璋和朱棣的镇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事发，牵连者多达上万，开国功臣宗族的鼎盛年代宣告完毕。许多勋臣、宿将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宗族就此式微。
靖难之役，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长兴侯耿炳文父子、诚心伯刘基之子刘璟等为代表的开国功臣宗族又在政治站队上挑选了建文帝，姓名都让朱棣记在小簿本上，等着秋后算账。朱棣夺位后，这些勋臣宗族大多遭到清洗，被削夺爵位，乃至沦为布衣。
明成祖朱棣画像。
尽管李景隆在靖难之役为朱棣送上了“神助攻”，他被建文帝拜为大将军后，面临燕军百战百胜，还在燕军迫临南京时开金川门迎敌，导致南京失守，实为朱棣一大辅佐。
公事公办，永乐年间，李景隆仍是遭到免除，一度贬到辽东戍边，削去功臣称谓。到永乐末年李景隆逝世，旧日显赫一时的曹国公宗族迁回南京，宗族仅剩14名，还被拘禁在锦衣卫镇抚司，二十年后才被开释。
明代勋臣宗族退出中枢之后，处处遭到控制，反而不断激起参加政治的愿望，专心想投入到权利的游戏中。哲学家罗素说，最巴望权利之人便是最或许获得权利之人。直到遇上一个专心想稳固权利的皇帝，他们总算重回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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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年，嘉靖帝以外藩入统承继皇位，竭力撮合各方实力，其间就包含勋臣宗族。他康复洪武、永乐年间被削夺的李文忠、常遇春、刘基、邓愈和汤和五家勋臣爵位，并给予实权。
明代中期原本现已构成“禁勋臣预九卿事”和“以文统武”的格式，勋臣仅仅是保有显贵身份的寄生阶层。这群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只知声色犬马，政治才干难以恭维，可在嘉靖的默许下，他们逐渐参加国政。
尤其是武定侯郭勋和咸宁侯仇鸾，这两个功臣子孙在嘉靖的支持下长时间横行霸道，限制群臣。
郭勋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子孙，他在“大礼议”中体现活跃，为嘉靖追加生父尊号宣扬造势，然后获得皇帝信赖。他又投皇帝所好，引荐道士帮嘉靖炼丹。
郭勋宠爱后，常常架空众臣，上书弹劾政敌，一旦有文臣对立他，郭勋便强烈打击，嘉靖帝看了直允许，也不对立。
便是占座位，郭勋比起今世高铁霸座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代殿试后，朝廷按例要在礼部为新科进士举行恩荣宴。有一次，嘉靖命郭勋在恩荣宴中列主席。礼部官员就不赞同了，和郭勋就座位问题发生争论。郭勋天然不肯让步，“要么你自己站着，要么坐到那个座位去”。嘉靖知道后，仍让郭勋位列主席，目光满是宠溺。
郭勋怼完礼部，又去招惹兵部，在武举会试上，郭勋要求列座于兵部尚书之上，兵部官员不甘让步，与他争持。嘉靖帝仍旧回护郭勋，赞同他的说辞，郭勋放肆之势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郭勋还私吞公款以数十万计，“在京店舍多至千余区”。
另一个功臣子孙仇鸾，也是恃宠嚣张之辈。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中，仇鸾以大同总兵身份领兵勤王而得到嘉靖长时间宠信的，实际上他其时不过是贿赂蒙古的俺答汗，请蒙古人避开大同进军，战后又冒领军功。
此战后，仇鸾凭仗提督京营的便当，长时间私通蒙古，向各边守臣索贿，同时期的文人高岱在《鸿猷录》一书中直言仇鸾“不过窃一时之权，以肆其毒”。
嘉靖帝朱厚熜【剧照】。
到隆庆、万历时期，朝中勋臣糜烂蜕化的现象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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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欲者，逐祸之马也”。
同样在嘉靖朝得以续封的诚心伯刘世延狼子野心，紧随郭勋、仇鸾之后，总是想在朝中占一席之地，玩命刷存在感。
诚心伯宗族的先人很牛掰，是被后世赞为“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的刘伯温，可这个宗族在明朝后期却很懦弱，不只糜烂无能，还在晚明党争中瞎掺和。
刘世延为提高政治位置，见魏国公徐鹏举（徐达后人）家中堆金积玉，其幼子徐邦宁是个前途无量的未婚富二代，就有意与其结为亲家。
隆庆三年（1569年），刘世延受徐鹏举贿赂，容许帮忙他打通关节，让徐邦宁代替徐鹏举的长子徐邦瑞入国子监读书，以秉承魏国公爵位，获取今后结为姻亲。
此事很快被吏科揭穿，经吏部核实，刘世延以金银珠宝贿赂南京国子监祭酒进行私自操作，然后引起魏国公二子之争。案子水落石出，刘世延被勒令撤职闲住。
但是，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终身数次被勒令撤职，很快又因优待勋贵方针而复爵，人生大起大落跟闹着玩似的，乃至仍是挑动党争的元凶巨恶之一。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御史丁此吕上书弹劾礼部侍郎高启愚，称其在掌管南京会试时，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有劝张居正篡位的嫌疑。
这一事情揭开了万历清算张居正的前奏，还牵涉到时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一时朝野轰动。长时间被限制的朝臣对已逝世的张居正群起而攻之，晚明党争的态势正是在此刻构成。
《明实录》等史料显现，丁此吕弹劾“舜亦以命禹”一事正是出自刘世延的授意。刘世延从中作怪，搅动各党之纷争，想坐收渔翁之利，也使勋臣集团卷进晚明党争之中。
无恶不作的刘世延，终究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人弹劾长时间鱼肉乡里，荼毒生灵，再次被勒令回籍闲住。
刘世延至此还不悔改，拿出勋臣的“护身符”，叫嚣着：“我有铁券，捶死一人纳一可免，谁难我者！”深恶痛绝的万历帝终究将其下南京刑部狱治罪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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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延妄议朝政，是诚心伯宗族在晚明变局中肆无忌惮的初步。到了其曾孙刘孔昭一代，竟与其他功臣子孙依托阉党及其他孽，与东林党争斗不休。
依据抗清志士夏允彝回忆，明末党争中“攻东林者，始为四明（沈一向），继为元赵，继为魏（忠贤）崔（呈秀），继为温（体仁）周（延儒），又继为马（士英）阮（大铖）”。
在这四个阶段的党争中，以诚心伯为代表的部分勋臣宗族简直悉数参加其间。
魏忠贤【剧照】。
魏忠贤取得权势时，这些具有尊贵身世的开国功臣之后，也对魏阉允许哈腰，参加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部队中。
李逊在《三朝野记》毫不留情地揭穿其时勋贵的丑相，并不由慨叹：“勋戚之建祠，独何心乎？……今乃同心拥护，罔念国恩，生何故颜称世臣，死何故对二祖列宗也！”
这些世受皇恩的能臣名将之后，在朝政紊乱之时，不只没有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反而为了本身利益，顺势向权阉低三下四地献媚，毫无报国之心。
天启一朝，勋臣大多投靠阉党。到了崇祯年间，诚心伯宗族的刘孔昭持续和阉党余孽狼狈为奸。而崇祯与嘉靖帝相同，在非常时期承继大统，也不得不撮合勋臣在内的各方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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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即位后，内忧外患加重，他给了勋臣报效朝廷的时机，要求他们“实心立事”，并颁发重担，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录用刘孔昭担任提督操江。这一职务长时间掌握着江防实权，这也为刘孔昭在南明弘光朝廷安身埋下伏笔。
直到明朝毁灭前夕，崇祯命勋臣镇守南北各地，妄图依托他们树立一个从南、北两京衔接江、淮的防护系统，已做好决战或南迁的预备。
崇祯帝朱由检【剧照】。
崇祯对这些勋贵寄予厚望，可他们通过两百多年的蜕化，真实不胜重用。当年朱元璋带领他们的先人打下江山，现在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祖辈的基业毁于一旦。
有的勋臣彻底没上过前哨，毫无才华却飞扬嚣张。
襄城伯李守錡（朱棣部将李濬之后）接过提督京营的重担后，纵使战士肆掠，行径好像响马，郊外大众不得安定。他的儿子李国桢更是一个傲慢无礼的官二代，有辩才，却没一点点军事才干，崇祯竟然还以为他是个人才，可这个李国桢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知，每当皇帝下诏，其他大臣都跪奉，唯一李国桢站在一旁。没文化真可怕。
李国桢还向朝廷谎称，称京营军力雄厚，唯有粮草缺乏。比及李自成的戎行十万火急，崇祯才从前哨逃回的宦官口中得知，京营早就四散无人了。
这些公子哥真是实力坑队友。
不过，李国祯却是个有时令的勋臣。北京城破之日，崇祯帝自杀殉国，李国祯以泥涂面，摘去头巾，跪在宫前大哭。他被农人军抓去见李自成，“以头触阶，血流被面”，终究跟随崇祯，自缢而死。
至于留在城中的勋臣，如成国公朱纯臣、定国公徐允祯等，大多被俘或屈服，等候他们的命运，是被起义军追赃、拷问和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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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跟着北京沦陷，明朝宗室和勋贵四下流亡。
此刻，集合在南京的勋臣与奸臣马士英、阮大铖勾通，争权夺势、排除异己，使朝堂乌烟瘴气。
马士英、阮大铖是同科进士。崇祯初年，阮大铖因从前依托阉党而遭到免除。流寓南京后，为人自傲的阮大铖喜爱议论兵事，自视才高，但仍遭到东林士人的架空。适逢马士英因贪污受贿而被贬南京，二人有同年之谊，又同病相怜，天然结为莫逆。
福王朱由崧进入南京后，提督操江的刘孔昭和很多勋臣都想在拥立的功劳簿上分一杯羹，所以敏捷向马、阮等人挨近，和他们一起拥立福王即皇帝位。糊涂的福王终究在南京群臣和江北四镇的支持下树立弘光政权。
勋臣们不管朝中危机，竭尽全力地抓取政治本钱，专心想要康复祖上曾具有的权利。刘孔昭乃至图谋入阁参政，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实力当即对立，称明朝没有勋臣入阁的先例。
刘孔昭吃了闭门羹，他对东林实力早已咬牙切齿，掌控权利的愿望不减反增，已然本身无法参政，就只能依托于权臣，所以将期望放在盟友马士英身上。
马士英开始并没有入阁，却有拥立之功，掌握着大权。他虽与阮大铖私交甚密，但未入“逆案”名义上不是阉党。所以，刘孔昭对文官集团对立：“即我不行，马瑶草有何不行？”
众臣无言以对，马士英得以跻身内阁，直至首辅，弘光政权一时构成以史可法为中心的东林实力和以马士英为首的一党相抗衡的状况，无力地支撑着半壁河山。
马士英兴旺之后，没有忘掉老铁阮大铖。在勋臣安远侯柳祚昌的“引荐”下，阮大铖由马士英重用，正式入朝。
倾向东林的文官们立马气炸了，指责阮大铖的阉党身份。以刘孔昭为首的勋臣则竭力帮忙马、阮，进犯东林，弹劾异己。
自万历年间鼓起的党争在岌岌可危的弘光朝廷再度演出，依托于马、阮的勋臣在其间起了火上加油的效果。尔后，史可法等人被逼离朝，马士英一党操纵朝政，勋臣不断引荐奸党入朝以填补空缺，将弘光政权面向溃散的边际。
刘孔昭为了一己私益，不管朝廷安危，他假造“循良卓异”的名字进行引荐，其受荐者中有一人名叫冯大任，挖苦的是，这个人竟以“赃私狼戾”著称，早已被户科所弹劾。后来，刘孔昭又引荐钱位坤，称其“忠诚可信”，而钱其实是曾屈服李自成的逆臣。
弘光政权吸引这样的人才，那还得了，注定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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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也不是一天消亡的。
勋臣们终将“山河带砺”之誓弃之不管，不光没能跟随先人遗风，成为抢救弘光政权的中坚力气，反而成为了新一轮党争的主力军，更加重了其毁灭。
当清兵南下，南京防地溃散时，刘孔昭泛海出走，不知所终。
留在城中的忻城伯赵之龙带领魏国公徐允爵（徐达后人）、临淮侯李祖达（李文忠后人）、灵璧侯汤国祚（汤和后人）等勋臣组成欢迎部队，向攻进南京的清将多铎屈服。多铎乐不可支，颁发赵之龙清朝爵位三等阿思尼哈番。
前朝的勋贵，就这样拜倒在满清亲王的脚下。在此前两百多年的年月里，他们沉浸享用，到了政权鼎革时，决断投靠新主，在新王朝持续保存自己的贵族位置。
《多铎取胜图》。
只要少量勋贵，直到明亡仍秉持正义、忠贞不屈。
沐英的子孙，末代黔国公沐天波，跟着镇守云南3个世纪的沐王府走向终点。后来，他维护永历帝，一起逃往缅甸流亡，却被缅甸王出卖，与其他永历朝廷官员遭受缅甸军匿伏，身陷“咒水之难”。
绝地之下，沐天波奋起反抗，击杀了十来个敌兵后才被杀戮。其他明朝官员见状，在他的鼓动下纷繁拿起木棍，或夺对方的刀反击，终究悉数遇害。
怀远侯常延龄是常遇春十二世孙，在弘光朝廷时从不向马、阮阿谀奉承。
阮大铖入朝时，常延龄不肯助纣为虐，坚决对立，奏称：“阮大铖这个人是阉党分子。魏阉被诛，阮大铖就算跟着受刑也是死有余辜。现在仅仅是禁闭终身，现已是极大宽恕了，怎能再度重用？”
常延龄狗仗人势，反而引来奸臣的忌恨，不得已解任而去。弘光朝廷毁灭后，常延龄与家人在南京郊外灌园种菜，以一介布衣之身度过余生。
他尽管无法像祖上常遇春相同，带领十万戎马，北伐华夏，纵横全国，但在清朝仍以明臣自居，清贫度日，不为五斗米折腰。乾隆年间，常延龄已逝世多年，文人们为称誉其时令，一时竞赋《开平天孙种菜歌》以作留念。
疾风知劲草，烈火试真金，何为真实的贵族？
当然是常延龄、沐天波这样赤胆忠心之人，而非刘孔昭等攀龙附凤之辈，后者只知坐享富有、糜烂蜕化，终究成为炸毁大明王朝根基的一股迂腐力气。
只愿全国能有更多如常延龄之清流，而少一些如刘孔昭之小人。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3.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版
4.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情的年代》，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5.朱忠文：《明代开国功臣宗族研讨》，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6.秦博：《明代勋臣政治权利的演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讨生院硕士论文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