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明是我国新石器年代的一种文明，是黄河流域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关键时期的文明。在这一时期发现的遗址中，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最为典型，故命名为大汶口文明。
大汶口文明的发现和确认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关于黄河流域早于青铜年代的文明遗存，人们熟知的是仰韶文明和龙山文明。仰韶文明在西，首要散布于华夏区域，龙山文明居东，首要散布于黄河下流一带。一种比较盛行的观念以为，仰韶文明来历于西方，自西向东开展，而龙山文明则产生于东部滨海，循着由东向西的方向推动。因而，人们在认识上构成了仰韶、龙山文明东西二元敌对的观念，然后与傅斯年在古史上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彼此印证，一时成为不刊之论。大汶口文明的发现和树立，使龙山文明的来历终究取得处理，然后开端认识到华夏和东方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文明区系，终究把人们从仰韶、龙山文明东西二元敌对的格式中彻底摆脱出来，为后来我国史前文明多元区系学说的树立奠定了根底。
通过多年的开掘和研讨标明，大汶口文明自身阅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开展进程，这一进程能够划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大的开展阶段。结合已有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将大汶口文明的肯定年代推定在距今6000——4600年之间，前后阅历了1500多年的时刻。而其早中期的分界约在距今5500多年的时刻，中晚期的分界约距今5000年前后。
大汶口文明的散布规划也有一个开展的进程：前期阶段，大体包含京杭大运河以东的山东省和江苏省淮河以北区域；中期阶段开端，大汶口文明的散布区有外扩的趋势，首要是向西南方向推动；到晚期阶段，鲁西南的菏泽市、皖北的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和阜阳市的一部分、豫东的商丘市、周口市的一部分，成为新的大汶口文明散布区。
大汶口文明发现之初的邳州市戴庄镇刘林遗址、四户镇大墩子遗址以及后来发现的梁王城遗址等三处遗址，均是国家级重点保护遗址，在大汶口文明的研讨前史上具有重要含义。
刘林遗址出土文物（下同）
大汶口文明与刘林遗址
刘林遗址坐落江苏省北端的邳州市，地处运河的分洪道之内，其上有较厚的淤土堆积。遗址面积只要2万多平方米，因遗址上有刘姓现代墓地，故称为刘林。该遗址于1959年发现，1960年春和1964年春，南京博物院在此进行了两次开掘，揭穿面积达4000平方米，发现了197座大汶口文明前期阶段墓葬。墓葬分群分组掩埋，大都墓葬没有发现墓坑，掩埋以单人一次葬为主，随葬品的数量不多，一般都在1-8件之间。刘林遗址是苏北区域榜首次通过大面积开掘的大汶口文明遗址，比较完整地提醒了大汶文明前期阶段的文明内在和特征。
体现年代特色的刘林遗址
掩埋风俗和丧葬准则是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含义上能够说墓地是聚落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居址是活人寓居的聚落，那么墓地便是相同的人群身后“寓居”的聚落。所以，聚落考古学的研讨办法相同适用于墓地。古代墓地方位的挑选、墓地内部墓葬的摆放、组合和详细墓葬的人体安顿方法，都是其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观念、社会客观存在 的折射和缩影。因而，墓葬的剖析和研讨在考古学研讨中占有适当重要的位置。
刘林遗址经1960、1964年两次开掘，揭穿面积达 4000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明前期阶段墓葬197座，是一起发现墓葬数量较多的墓地之一。
刘林墓地限制在一个南北约130米、东西约60米规划之内，按墓葬的空间散布和组合状况，又可分为六个墓群，最多的一群有40多座墓葬，最少的为20余座。墓群之内又能够进一步划分为2-3个墓组。这样，刘林大汶口文明墓地就存在着墓地、墓群和墓组三层结构。
纵观刘林墓地的墓葬，墓掩埋风俗根本共同，如绝大大都墓葬者的头向为北偏东，除极个别之外葬式均为仰身直肢，不少墓主有手握獐牙的现象等等。因而，能够以为整个墓地的葬入者生前归于同一个社会组织。所以，刘林墓地的三层结构 应代表了三层社会组织。
整个墓地为榜首级。由于六个墓群在年代上有相对迟早，所以一起运用的墓群大体有四个，其所包含的日常人口数量或许缺乏100人，这种规划的社会组织应该归于氏族这一层次。
墓群为第二级。一个墓群为一个宗族，日常人口维持在20人左右，他是由血缘关系密切的若干个家庭组成的，由于开展的不平衡性，各宗族的人口规划有适当大的不同。
墓群内的墓组为第三级。一个墓组代表一个家庭。在其时的社会出产力水平缓出产条件下，具有较多的劳作力是维系生计的根本确保。因而，这种家庭一般体现为人口较多、劳作力较为富余的大家庭方式。
兴旺兴旺的牲畜养殖业
将野生动物有挑选地训养为牲畜，是人类前史上的一大创造。它的来历与农业的发作约略一起或略早。至大汶口文明时期，牲畜的养殖现已有了数千年的开展前史，无论是牲畜的品种仍是养殖技能均到达了前史上一个较高水平。牲畜养殖不只成为其时咱们正常的日子中肉食的重要来历，而且还能够供给皮裘资源和畜力。从各种现象剖析，在其时人们的心目中，以猪为主的牲畜已升华为财富的标志，所以才会在墓葬内呈现很多殉葬猪骨的现象。
从刘林遗址开掘状况看，大汶口文明前期阶段的牲畜养殖就现已适当的兴旺，其时养殖的牲畜品种首要是猪和狗，还有牛和羊。如刘林遗址第二期开掘的一条灰沟北段底部有20个猪牙床堆积在一起，在文明层内出土的猪牙床计有171件，牛牙床及牛牙30件、狗牙床12件和羊牙床8件。遗址还有用整狗随葬的现象。
走向老练的制陶业
陶器是人们的日常日子的必需品，陶器是人类榜首次运用粘土的物理性能创造出来的新物品，所以。陶器的创造一般被作为进入新石器年代的重要标志来看待。大汶口文明的制陶业处于陶器出产前史上一个飞速开展的时期，为这以后的龙山文明到达制陶史上的巅峰奠定了根底。特别到大汶口文明前期，彩陶艺术得到了迅速开展并到达了鼎盛时期。
从刘林遗址出土的陶器看，这一时期的彩陶不只昌盛，而且构成了自身的艺术风格。彩陶的色彩以黑、红两彩为主，也有白、黄、褐色，用彩方法有单彩和复彩之分。由于其时烧制技能还最简略，所以陶器的色彩以红陶或红褐陶为主。
遗址反映的丧葬礼仪和风俗
掩埋死者时的礼仪活动是我国前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汶口文明历时长达1500余年，其自身的掩埋准则与风俗，在这一长时段的开展进程中，既有对传统的承继，也有很大的开展改变，但无不反映着那个年代的特征。如刘林墓地，发现的近200座墓葬葬于同一墓地（由于没有悉数揭穿和历代的损坏，这一数字明显不是这一墓地的悉数），依据彼此之间的组合方式和摆放特色，墓地内部还能够进一步划分为六个墓群。每个墓群由20-30人至40-50人不等。剖析掩埋的人数和内部的彼此关系，能够确认这一墓地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应该是氏族。而到了大汶口文明中期和晚期，基地的规划遍及渐渐的变小。由此看出，墓地规划阅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开展进程，这一改变所包含的社会含义，应该是代表了由氏族到宗族的变迁。
从微观上调查大汶口文明墓地随葬品的变迁，能够发现，它大体阅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和自相对均匀至贫富分解日益严重的开展进程。
刘林遗址属大汶口文明前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不高，社会产品也不充盈，所以,墓葬内运用的随葬品数量偏少，而且适当数量的墓葬没有随葬品。如刘林遗址，没有随葬品的墓葬占到了17.3%，随葬品5件以下的占64%，此外，这一时期的随葬品是以有用的用具为主，即随葬品大都是墓主生前运用过的什物。由于随葬品的数量少，所以品种也最简略，如陶器以常见的鼎和觚形杯为根本组合。此外，随葬品的品种还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劳作的分工，如男性墓葬多运用斧、锛、凿、弹丸、小刀等东西，女人则多见纺轮，而其他像陶器等日用用具，男女两性的不同不大。所以，其时的劳作分工仅仅依据男女生理和身体方面的差异，男耕女织的形式已根本构成。男性承担着打猎、农业等需求耗费较多膂力的劳作，而女人则首要是料理织造、纺织等家内劳作，当然也没有彻底脱离农业出产活动。所以，从总体上说，其时男女两性具有根本相等的社会位置。
到了大汶口文明中晚期，跟着社会出产的开展，社会财富有了快速增长，而社会内部的分解也日益加剧，在墓葬的随葬品中体现的非常清楚。这一时期墓葬随葬品的改变有三个显著特色：一是随葬品的数量遍及增多。如依据中期的大墩子等七处遗址472座墓葬的计算，均匀每人的随葬品数量为11件，到晚期的大汶口等七处遗址的301座墓葬计算，均匀每人为23.9件。二是冥器的呈现。这标明陶器出产技能到达了一个较高水平，标志着社会认识和观念发作了严重改变，这是观念认识上的一个前进。三是墓葬之间的分解日趋严重。这说明社会内部的分解全面发动，而且浸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四是呈现了殉人的现象。从人权的观念看，这是一个极为残暴的风俗和令人不行了解的做法。这种现象在世界规划内包含我国的商周时期都广泛发作过。考古发现告知咱们，这一殉人的风俗来历很早，在距今5000年曾经的大汶口文明中期就现已呈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