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北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总算获释。两个月今后，这位北宋最巨大文学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凄然脱离汴京城。震动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就此告一阶段。
乍一看去，这好像便是个写诗招祸的事儿。“苏轼哪首诗引发乌台诗案”的论题，也常被票友们津津有味。但细看来龙去脉，这事儿其实和写诗关系不大。切当说，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线，便是一个“不孝子”胡乱联想惹的祸。
其时苏轼刚刚调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谢就任表》，却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滋味：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学生，曾因不守母丧遭世人诟病，却也因力挺“王安石变法”快速升官。苏轼与这“不孝子”，本来也无过节，但苏轼曾写文赞誉北宋孝子朱寿昌，心虚的李定却为此生出了“难不成在说我”的联想，竟就这么结了梁子。
所以这一次，趁着此刻“王安石变法”正炽热推动，一贯对“变法”颇多定见的苏轼，又是几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钉。李定就马上上蹿下跳了，先是伙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卖力在宋神宗面前添枝加叶，给苏轼扣上“托事以讽”“诽谤朝政”等大帽子。蔡确王珪等宰执重臣也暗自“助力”，总算叫宋神宗下了御批，将苏轼从湖州押到京城坐牢。
苏轼人生里最耻辱的一幕开端了：因为事前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们来到湖州，便是直接进府衙抓捕苏轼，进程几乎“如驱犬鸡”。进入御史台狱后，苏轼又遭到了残酷的逼供审问。其时相同被囚御史台，与苏轼只要一墙之隔的北宋科学家苏颂，就亲耳听到了苏轼每天受审时遭到的谩骂，并以诗文记录了那凄然一幕：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更叫后世读史者感到可耻的，却是李定们给苏轼定的罪名。苏轼被捕入狱的由头是“托事以讽”，那么依据呢？李定们随即打开举动，把苏轼那些年的一切诗文悉数翻烂，逐字酌句的“找依据”，乍一看去，真是很有“收成”。
比方苏轼的名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以两棵桧树挺立的风韵，来表达坚强不屈的人生寻求。却被李定同伙舒亶捉住“人间唯有蛰龙知”一句，硬说这首诗在诽谤宋神宗。变法派重臣章惇气的愤恨批驳：古往今来称谓里有龙的多了，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莫非这也诽谤皇上了？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们都当饭吃？
以这个奇葩逻辑，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被他们说成“讥讽执大臣无能”。《次韵达章传道见证》也被扣上“指斥乘舆”罪。《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诽谤君父”的大帽。一切这些“罪名”，不是从苏轼诗文里断章取义，便是断章取义胡乱解说。
折腾到最终，连宋神宗自己都受不了，听完苏轼的“罪证后”连连感叹：“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外加现已赋闲的王安石，也出头为苏轼求情。一度已迫临死亡线的苏轼，这才逃过一劫，落得贬去黄州。
但这场九死一生的池鱼之殃，却也恰恰戳中了此刻北宋的症结：一场“王安石变法”，当然获得富国强兵的作用，但变法发动后，如李定这样的一批奸滑小人也浑水摸鱼，就凭投机钻营，就毫不隐讳的招摇过市。这群人实干无能，却是构陷有方，而苏轼的悲惨剧，仅仅个开端。
便是在苏轼“乌台诗案”七年后，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当年“乌台诗案”的“暗地黑手”之一蔡确，也被旧党们罗织罪名，捉住其诗作《夏天游车盖亭》里的几处阶段，硬给蔡确扣上“讥讪”的罪名。这位“元丰变法”年代的顶梁柱，最终落得贬死岭南。
而到了北宋亡国前夜的宋徽宗年间，这种以诗文为“东西”的攻讦方法，更到了白热化的境地，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北宋末年时都一度遭到禁毁。而到了靖康之耻前夜，外面金兵步步迫临，汴京城里当权的“旧党”们，却在忙着痛骂王安石，闹出“不论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成了北宋亡国的丧钟。
而比起这悲痛的经验来，更值得后人铭记的，却是这场灾祸里的苏轼自己。
在阅历了九死一生后，苏轼仍然难忘自己其时失望的心境：“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贬到黄州后的适当一段时间，他借酒浇愁到了“白酒已尽谁能借”的境地。以他给秦观的叹气说：“但开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可见心灵创痛之深。
可是，元佑元年，当宋神宗逝世后“旧党”取得权势，“新党”们惨遭清算，“王安石变法”将来被全盘废弃时，却是遭过“新党”构陷冲击的苏轼站了出来，其时因“诽谤新法”获罪的他，却逐条批驳了“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抹黑诬蔑，为王安石们富国强兵的功业正名。哪怕曾有“苦泪”，哪怕一度“不复做文字”，但苏轼，仍然是那个胸怀坦白的苏东坡。
透过这场闹剧里，各种蝇营狗苟的估计，不同的人物命运，咱们记住的，却是苏轼，这位北宋大文豪傲岸的品格。
参考资料：周克勤《乌台诗案研讨》、 杨硕《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顾宏义《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宋史》《苏轼诗集》《行营杂录》《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