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等恩：〈孝慈录〉与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实践》，萧琪著，东方出书中心2019年8月出书，240页，52.00元
明清母服体系的改易
作者萧琪目前为台湾大学前史系的博士提名人，《爸爸妈妈等恩》是改写于其台湾师大前史所的硕士论文。作者的硕士班指导老师是林丽月教授，林教授专攻明史，一起也对明清社会、文明、性外史颇多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萧琪博士班的指导老师衣若兰教授亦是林教授的高徒，《爸爸妈妈等恩》于作者就读博班时批改出书，可说是台湾明史三代学人长时刻耕耘性外史的一部凝练之作。
《爸爸妈妈等恩》一书怀抱着性别认识，旨在讲究《仪礼·丧服》中“母服”议题的沿革与争议，聚集于明太祖御制《孝慈录》一书对明清母服体系的改易，评论这道“自上而下”的指令多大程度执行于明清社会，在士人集体中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与谈论，并在实践时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榜首章的部分，作者回溯《仪礼·丧服》关于传统家庭人伦次序的界定。《仪礼·丧服》是在古典宗法体系下，是以传统父系宗族为中心，借居丧时刻与丧服形制来界定人们亲疏远近联系的威望经典。在一个家庭中，唯有父、夫、长子与为人后者才有资历承受丧礼最高等级的斩衰三年之丧。为“母”者，则按照本身的人物（嫡母、继母、慈母、庶母、出母、养母、嫁母、乳母等不同的“八母”），儿女的身分差异（嫡庶或传重与否），以及丧礼其时的状况（父亲是否在世），各有适用的丧制。但在“家无二尊”的前提下，最重的母服也不过是次于斩衰的父亡齐衰三年，父在则降为一年，再顺次而杀。这套作法在唐代武则天的主导下，首度以情面为由，改为父在子为母三年齐衰。尽管此一改制其时备受争议，却终究归入《开元礼》，执行于国家法度之中。是母服准则在我国前史长河上的首度革新，影响后世深远。
明太祖在开国之初，以“孝治全国”为召唤。不只一马当先，批改太庙祝文以“孝子皇帝”自居，公布孝子旌表，诏举孝廉，宽宥孝子的罪过，在圣谕六言中以浅显俚俗的方式教化大众“孝顺爸爸妈妈”。朱元璋将爸爸妈妈并重的理念，除了披露于圣谕六言等其孝道方针之外，也执行在《孝慈录》的制定。第二章作者即胪陈《孝慈录》成书的争议与其中表现的孝道意涵。洪武七年，贵妃孙氏过世。明太祖要求受其抚养的周王橚为她服三年斩衰之丧，东宫与其他诸王则服丧期年。孙氏为周王慈母，此一丧制的变更是继《开元礼》后母服的严峻抬升，母服丧制从齐衰到斩衰的提高，也应战经典中“家无二尊”的丧服准则，相同也在朝中引起争辩。但明太祖相同以“爸爸妈妈等恩”为由，强硬推进此一母服改制，制定《孝慈录》，颁行全国，成为明清两朝的丧服定制。自此，人子对嫡母、继母、所后母、慈母、养母皆服三年斩衰之丧，是母服在前史上的第2次严峻革新。
但《孝慈录》在公布之后，在明清社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与回应呢？第三章的部分，作者别离处理明代士人对《孝慈录》推重与对立观念，指出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士人根据宋儒“疑经”的传统，大多认同以“道理”抬升母服的作法。因此，《孝慈录》在明代中期今后现已深化社会，在清代更成为遍及的“时制”。但晚明实学思潮的鼓起，再经明清政权鼎革，顾炎武、王夫之等代表性士人欲维系正统文明，批判“爸爸妈妈同斩”的作法，披露出其对家庭次序紊乱的担忧。一起，作者也很详尽地考虑到，影响明代人孝道、服丧概念的来历并不只要《孝慈录》，具有威望位置的《文公家礼》或宗族私修的《家礼》，也有认同《孝慈录》与否的收支。清代礼学盛行，礼学家更对立明太祖擅改古礼的作法，突显年代习尚关于《孝慈录》承受度的差异现象。尽管《孝慈录》的母服规则饱尝批判，大体而言，却仍是大都明清士人认同执行的丧服体系。
接着在第四章的部分，作者另以康妃杜氏之死与周之燮的母服为个案，评论母服改制的实践状况，特别着眼在“庶子”人物的两难。康妃杜氏是裕王（也便是后来的隆庆皇帝）的生母，其身后，礼部尚书欧阳德主张应遵《孝慈录》规则，由裕王服斩衰三年。但此作法却遭世宗对立。作者悉心肠调查到，明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引发大礼议，却一直不肯让步，就为了重塑皇权。而裕王若为母服三年斩衰，无疑应战皇帝的“君父之尊”。即使有“祖制”在前，康妃的丧仪只能在皇权面前让步减杀。康妃之丧与其他明朝后妃不平等的待遇，也成为士人笔记中感叹的主题。周之燮的个案则阐明一名庶子身世的士人，碍于对嫡母的爱崇，不管是对生母生前的亲情回忆或身后的丧仪，都无法纵情固执。周的生母身后，他即使援引《孝慈录》的母服规则欲服三年斩衰，却仍得忌惮嫡母的感触，取得赞同后才干致行。在作者的调查中，周的阅历恐怕并非个案，而是反映出“厌于嫡母”的年代共相，也阐明“爸爸妈妈同斩”在明代依违于“祖制”与“时制”之间的杂乱度。
性外史视角的评论
作者在《爸爸妈妈等恩》一书中，评论我国丧服体系两次最重要的母服革新，从性别视角调查母服的抬升关于“父至尊”概念的应战，以及人子服丧时怎么统筹考量情面、时制与礼法杂乱权衡，是一个独出机杼的切入视点。可贵的是，作者评论的面向多元，逻辑清楚，推理细致，文笔极佳。即使解读艰涩的经文，也能深化浅出，把难明且杂乱的仪制疏通得极为清楚，在在表现出作者举重若轻文字功力。
在传统的我国社会中，妇女的生命阶段可分红“女”“妇”与“母”三种进程，尽管皆属“从人者”，但三种人物的权利责任却距离极大。女人成为“母亲”之后，在孝道的加持下，家中位置爱崇，也具有更多的讲话与主事的权利。《红楼梦》中贾母威慈并济的形象是一个生动的比如。慈禧太后从一名庶妃跃上政治舞台，得以在晚清政坛操秉权枢，也与其身为同治皇帝的生母，坐拥“母后”的身分联系密切。但是，在《仪礼·丧服》的规范中，母亲又有八种不同的身分，评论起来杂乱度甚高。《爸爸妈妈等恩》碍于篇幅与资料，首要剖析的是嫡母与庶母居丧礼仪的差异，却已向读者提示明清社会中人伦联系的多元交错性：时人终究应服什么样的母服，还得兼具考量到父亲的志愿与威望，人子的人物，以及其他母亲的志愿，实难混为一谈。
性别作为一种剖析东西，研讨“性外史”与“妇女史”，调查的主体目标并不相同。作者援引的史料多是国家政书、士人文集、礼书文献，关于丧服的社会调查大多出自男性的视角。本书的研讨主题围绕着“母服”打转，但由于资料性质的原因，首要评论的却是男性士人的母服阅历，特别聚集在父-母与母-子人物的互动，以及相关准则革新的争议。质言之，尽管“母服”是本书的主题，但“母亲”的声响在本书所占的比重与篇幅却很低，仅在一些个案研讨中被论及。因此这是一本比较经典的“性外史”著作，不能以“妇女史”的领域归类包含。
事实上，处理这种男性为首要书写者的史料，假如没有怀抱着性别认识，极有或许被写成一本传统的思维史著作。但在《爸爸妈妈等恩》一书中，性别权利联系的互动一直是作者特意侧重的议题，因此突显出此书与其他著作的差异特征。举例而言，第二章评论洪武年间孝子旌表时，作者就细心肠发现明初的“孝子”领域居然兼具两性。换言之，孝子、孝女与孝妇都有或许因其孝行取得朝廷的奖赉（页66-69）。此一成果令笔者颇受启示。由于笔者在硕士论文的浅显研讨中，也曾计算过《清实录》中的孝子旌表业绩，比照之下，顺治年间的孝子旌表现已全为男性所独占，不再包含“孝女”与“孝妇”等类型。明清孝子旌表体系上的差异着实耐人寻味，这是否意味着在清代国家认同的道德行为中，女子只能以“贞操”取得赞誉？当清代的妇女既贞且孝时，为何国家挑选不再赞誉其孝道德行？这些疑问或许是评论明清孝道方针能够进一步思索的议题，也是个人阅览此书的研讨收成。
《爸爸妈妈等恩》一书的另一精彩之处，在于作者与学界其他研讨成果的对话与批改。该书关于相关研讨把握极佳，从“序言”中“研讨回忆”的写作，能够感触到作者剖析层次之细腻与刻苦之勤。本书的年代断限虽以明代为主，研讨对话的目标却不只限于明清时期。台湾学人如杜正胜、阎鸿中、李贞德、陈弱水、郑雅如、廖宜方、张文昌等古代史、中古史的研讨成果，均在作者的网罗的规模之中。书中每一章的“小结”，也可得见作者立基在厚实的论说上，应战上述学者论说的测验。事实上，这种学术上的批改与对话并不简单。研讨者怎么在长辈学人的根底上提出新的观念，而不是将自己的研讨沦为别人学术的注脚，这个分际拿捏不易，特别作者编撰这本论文时仅是一名硕士生。但本书在这一部分的评论却非常精彩，举例而言，第二章作者以明太祖制定《孝慈录》的进程与武则天丧服革新进行比较，即批改李贞德“女人操控者为母的阅历，是母服准则发作革新的要害”一说，以为“此一说法若放在明代的丧服革新，则明显失掉功效”（页100）。又如在第三章的“小结”中，作者也反思井上彻的研评观念：“《孝慈录》并没有在明代民间社会上得到执行，而得迟至清代才广泛地进入万民的日子之中。”继而提出批改论说：“《孝慈录》的母服准则至少在明代中后期即开端渐入人心并取得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实施，而在普及于清代的过程中，也实蕴藏着明清士人天壤之别的点评与实践时所阅历的挣扎，而谱出一段‘礼’‘情’交迭竞逐的精彩乐章。”（页162）相关研讨反思的精彩碰撞在书中随处可见，并不限于每一个章节最终的“小结”。而这样首尾一起的写作方法，不只表现出作者灵敏的思路，也很大程度提高本书的研讨价值与含义。
《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对母亲非常孝顺
两本未列入评论的“遗珠”
尽管作者在研讨回忆中尽力网罗日本、美国等海外学人的研讨，但笔者以为，卢苇菁（Weijing Lu）的《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与Norman Kutcher（柯启玄）的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ilial Piety and the Stat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两书未能列入评论，仍是比较大的惋惜。
卢苇菁的《矢志不渝》研讨主题是明清时期的贞女，主题虽与“母服”相差较远，但该书最终一章评论明清士人关于“室女守贞”是否合“礼”的争辩，其实与“爸爸妈妈同斩”的士人谈论颇多相似之处：榜首，明清两代不同的学风，关于古礼今解却各有不同诠释。举例而言，明代归有光对室女守贞从对立到认同的情绪影响到清初学人，十八世纪考据学与礼学注疏习尚鼓起后，士人关于不合古典礼仪的改制批判也较明代严峻许多，表现出明清两代学术习尚的差异。这一点与作者在第三章对母服古今礼仪的士人争辩与调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尽管清儒重视古典礼仪，但“情面”与“时制”也是许多人执行礼仪时所交错考虑的关键。在卢苇菁的调查里，明清的许多贞女也是士人们的女儿、姊妹，她们的挑选或许违反了孝道，不契合父兄的等待，却契合其时全体的社会价值观。何况在明清时期，许多女子的贞操挑选是在年少订亲的早聘“时制”下，男女双方常年累积的“情感”根底。这些触及“礼仪”“情面”与“时制”的交错效果怎么影响着人们的挑选，不管在贞女问题上，或是在母服问题上，都是明清士人一起面临的议题。
但是，卢的著作与本书的最大差异在于，在《矢志不渝》中能够正常的看到稠密的“情感”描绘，不管是父兄对女儿姊妹守贞的不舍，或者是女儿的贞孝两难，或为夫奔殉等阶段，都能够读到文人笔下贞女的情感折磨与思维细节等细腻的形象，这或许与《矢志不渝》运用不少女人书写资料有关。在《爸爸妈妈等恩》的母服谈论上，尽管可见“三年免于爸爸妈妈之怀”之类的规范论说，但除了第四章的周之燮的个案以外，读者却较少见到士人在母丧议题上的情感画面。这也不禁令笔者疑问，终究“情面”在母服议题中占有多大的重量？武则天与明太祖尽管相同以“情面”为由，抬升母服，但这背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意图？
柯启玄的研讨供给了一个皇权论说的解说视点。在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柯以为我国的孝道是一种“社会的平行概念”（parallel conception of society），是家与国的一种连接，家内的人伦次序与操控调和的联系密不可分。假如君王与大臣们在家内尽孝，公民就会自但是然地移孝作忠，更有利于国家操控。明太祖深悉此中逻辑，即位之后加强对丧礼典礼的操控，重视情感的面向，表现出“忠”“孝”之间的内涵连接头绪。这些议题也是《爸爸妈妈等恩》在第二章论述的内容，但非常惋惜作者却没有援引或与柯的研讨进行对话。事实上，忠孝之间的内涵联系也披露在清代君王对“夺情”准则的不同态度：在康熙、雍正年间，皇帝常常要求官员“在任守制”，“夺情”的状况非常常见，此一丧制也越加准则化。但乾隆皇帝却很少这样做，反而多要求官员回归体系，丁忧守制，以尽孝道。趋势的差异意味着十八世纪的清朝操控根底愈加安定，乾隆皇帝也无须再以孝道作为管理的召唤。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的研讨观念提示咱们，皇权对臣下服丧礼仪的要求与皇权操控的需求有着密切联系。明太祖的君权独裁从其废相一事已见端倪，丧服改制也是一种皇权独尊。在《爸爸妈妈等恩》的评论中，作者也有细腻地注意到皇权关于母服改制、实践的影响，指出明太祖坚持改订礼书，抬升母服，便是为了遵循皇帝威望与毅力。一起，明世宗禁抑母服的意图，也是为了保护其以外藩入继，相对不稳的皇权位置。礼仪与操控之间的互动杂乱，《爸爸妈妈等恩》这部著作供给读者一个很丰厚的面向。假如作者可与柯启玄的研讨相互弥补，进行对话，或许能够让咱们正真看到一幅明清两代丧礼实践与权利互动愈加丰厚多元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