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1573-1620）私家刻书成为年代的干流，书本的文本方法和图像功用都呈现了显着的改动，本来仅作为装点的木刻插图，逐步成为承载某种出书目的的“版画作品”。这种视觉形状上的改动，显现着刻书性质上的严重转向。这一时期，徽州商人和刻书者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本文以对汪廷讷身世交游的考证，再结合《环翠堂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两部环翠堂有目共睹的印本，看汪廷讷怎么运用版画印本中的形象，一方面运营个人的工作，而陶潜与谢安，则是他营建自己形象的两个符号。《坐隐图》的发生，与汪廷讷对个人方针的定位有着直接的联系。
本文为北京画院2019年年会“人物画的传统与革新”学术研讨会的讲话论文。
《坐隐图》部分
书本与版画
在明代出书业的开展进程中，嘉靖时期（1522-1566）是一个要害的转机阶段。从1560年代起，书本的出书数量开端呈现出爆破式的增加趋势；到十六世纪后期，在江南地区，印本永久性地替代了手抄本，成为传达书写文明的首要方法。 这今后的万历时期（1573-1620）标志着数量印刷全盛期的开端，私家刻书成为年代的干流，家刻和坊刻不管从品种仍是出书的卷册上都超过了官刻书。处于改动的风口浪尖，出书商的运营策略亦趋于多样化。在各种因素的效果下，书本的文本方法和图像功用都呈现了显着的改动，本来仅作为装点的木刻插图，逐步成为承载某种出书目的的“版画作品”。这种视觉形状上的改动，显现着刻书性质上的严重转向。
就上述方面来看，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此前的研讨中，汪廷讷大都被刻画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徽州商人和刻书者，而其个人特质，例如性情、寻求、行为方法，则近乎一片迷糊。新近发现的二十三卷本《人镜阳秋》中补充的《坐隐先生编年传》（以下简称《编年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汪氏的生平阅历，加上汪氏个人文集《坐隐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署名顾起元的《坐隐先生传》（以下简称《先生传》），以及《曲海总目概要》、《续金陵小事》等文献中的记载，使得咱们也能够依据这些文字，复原出汪氏的实在相貌。
刻书者
汪廷讷于万历五年（1577）出生于徽州府休宁县汪村， 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父亲汪仕齐“弱冠弃儒，修父业，贾于湖，得万货之情”， 所以家业大起。汪廷讷少时受到了杰出的儒家教育，并显露出适当的天分。 万历二十一年（1593）廷讷捐赀进入南京国子监，翌年乡试失利。尔后三年，廷讷首要居住南京结交名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廷讷迭遭冲击，先是科考再次落榜，不久父亲汪仕齐病故，廷讷返家奔丧，日子的重心又搬运回休宁。这今后廷讷又接连三次应试，均告失利，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捐得盐课副提举的虚职。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边事起，廷讷北上京师，寻求入仕的机遇。万历四十八年（1620），获任福建长汀县丞。天启三年（1623），改任长乐福海。两年后，廷讷奉差海上，于高盖山遇异人，遂“拍手彻悟”而去，不知所踪。
依据《编年传》和《先生传》，能够得出汪廷讷这样一条根本的人生轨道。因为这两篇文章都出自汪氏编印的书本，请托的意味适当显着，因而，咱们不只要慎重对待其间的评述性内容，亦要透过详细事情的逻辑，尽或许地寻求细节和行为方式上的复原。
咱们首要来看汪廷讷的性情和个人寻求。廷讷十六岁之前首要日子在休宁，从父亲汪仕齐的工作和在乡里的口碑来看，廷讷的少年时期大致算得上平稳。商人的家世关于他性情的构成有着什么样的详细影响，咱们不得而知。能够确认的是，在晚明时的徽州，身世商贾家庭往往意味着担负上额定的任务。徽州自宋代（960-1279）今后，逐步构成了一起的地域性文明，一方面因为土狭人众，“其俗不儒则贾”， 但关于人生终究价值百科的认可，始终是要“复归于儒”。廷讷接连五次参与乡试，就是显着的证明。可是廷讷好像于举业并无过人之处，以至于要经过纳赀的方法取得参与乡试的资历。尔后因为屡次落榜，廷讷不得不另想办法来到达“归儒”的目的。万历三十五年，廷讷捐赀任盐课副提举，从七品，名义进步入了文官圈子，实际上仅仅名不副实。不只如此，像他这样以监生资历出仕的人，即便取得实职，也只能在府以下的衙门得到辅助性的职务，并且这类录用通常在边远地区。 廷讷终究的身份是福建当地的一名基层官吏，并极有或许殁于任上。从这些情况去看，廷讷并不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淡泊名利，他关于入仕、取得士人精英身份的寻求是一以贯之的。天启五年遇异人而“挂冠霞举”的叙说，显着是一种含蓄、夸饰的写法。之后迷糊虚幻的描绘，极有或许阐明廷讷此刻已不在世。以他对宦途的执着，很难信任会在此刻挑选遁迹山林，即便眞因为出路无望而决意辞官，也更有很大的或许是回来故土休宁。所谓仙去如此，不过是要为廷讷并不满意的结局涂抹上一些亮色。
至于廷讷的性情，在其“求仕”的进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勇于投入资财、且长于粉饰自己目的的特色。新安商人的精明和豪奢在晚明时已声名远扬，在廷讷身上表现出来的除了物质方面的寻求，更有对社会形象的尽心运营。廷讷撰写的文集、戏剧和规鉴书本中，简直一切的序、跋、题赠的作者都将他描绘为一位高雅、大方而赋有才学的精英人物。可是官方纂修的文献对他却几近无视。万历至民国的府县志中，只要康熙三十二年（1693）《休宁县志》卷五“推举”的“舍选”部分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与此构成明显对照的是，为廷讷赠序、乃至录写序文的汪可进、金继震、金一中在县志中的记叙都要远为详细。 方志作者在“舍选”篇首抒情的一段慨叹，或许道出了廷讷被忽视的原因：
洪、永时，国子生最宝贵，初入仕辄为词臣言官。宣宗后，始开纳赀例。吾怪休大邑，而以此应选者何寥寥也？岂非民风淳朴，务本业而事诗书，不欲以未学之材轻居民上哉？
汪可进、金继震都是进士身世。毫无疑问，在官方修史者的观念中，捐输意味着才学的短缺，并且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能够想见，尽管汪廷讷经过写作、刻书、纳赀，与社会名人题赠来往，而营建出一种身处精英圈子的图景，但其时的士人阶级对他捐纳得来的功名是并不认可的。
正因为此，廷讷才会煞费苦心去改动这一情况，除了尽力追求一个实缺官职之外，亦运用各种方法包装、刻画自己的文人形象。由个人作品中录入的题赠文字来看，廷讷的交际圈子适当广泛，其间既有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焦竑（1540-1620）这些在整个明帝国规划内都具有适当大影响力的官员名人，亦有陈所闻、李赤肚等具有必定当地知名度的人士，乃至连建安王朱谋垄（1559-1620）和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也包含在内。这份令人惊讶的名单实际上真伪杂陈。总的来说，较为可信的往来方针，仍应会集在廷讷长时刻居住并加意运营的地域。从文献记载上看，廷讷居住南京的四年对他的交际规划意义严重。这期间他除了读书应试，还将适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各阶级人士的往来中。 为《人镜阳秋》作序的沈懋孝、余孟麟、黄汝良均曾在国子监任职，极或许与廷讷在南监就学的阅历有关。不只如此，廷讷的往来圈子更进一步扩展到更上层的官员：
少宗伯复所杨先生（起元）讲德南都，先生复执贽而禀学焉。间以所得质先生，大器重之，因授号“无无居士”，且为之解。
（丙申）是冬九月，冯大司成开之（梦祯）缘公会友汪龙门介绍，得授业，初课则曰奇材，惜欠引耳。昌朝字，司成订也。公少时梦天门开，遥瞻“华国昌朝”四字，及冯字之，默与梦征，乃知公天人也。
冯梦祯（1548-1605）时任国子监祭酒，掌太学法则及查核，官职为从四品；杨起元(1547-1599)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正三品。二人均是留都文人圈中无足轻重的人物。廷讷原字去泰，后以“昌朝”、“无无居士”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他并屡次在文章中提及此字、号的来历，其意自然是炫示自己与这两位文坛宗匠的往来。可是，关于两位大角色的“大器重之”，咱们却不得不标明置疑。陈垣先生指出廷讷在《全集》中假造利玛窦题赠一事， 足以阐明其性情中“投机”的一面。此外，《全集》和《人镜阳秋》的题赠文字中，比如王穉登（1535-1612）、顾起元（1565-1628）等名士要么其文章由别人抄写，要么又成为别人文章的抄写者。《坐隐先生传》和《编年传》里，更屡次呈现重要人物初见廷讷即大为赞许、继而倍加礼敬的桥段，但关于详细的进程、细节又迷糊带过。
归纳上述剖析，咱们咱们能够就廷讷的个人特质得出如下定论：其一，和大多数徽州商人相同，廷讷因为家庭身世的底色，使得他不只早年致力于读书中举，终其一生，都将谋得功名、晋身官员阶级视为最高的荣耀；其二，廷讷家境充足，性情颖敏，亦知晓怎么运用各种有用资源来取得有利于自己的成果。透过他精心织造的文字，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抱负中的自己”。这是他期望到达的方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汪廷讷怎么运用版画印本中的图像，来完成这一方针。
棋谱
《环翠堂园景图》（以下简称《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以下简称《奕谱》）是环翠堂两部有目共睹的印本。除连续汪廷讷一向的“奢侈”风格之外，它们的另一一起特色是主题均与坐隐园有关。坐隐园是汪氏的私家园林，构筑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尔后又连续加以扩建，终究构成令人惊叹的规划。汪廷讷将这座园林视为自己抱负的栖居之所，从万历二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将近二十年间，坐隐园一直是他日子的重心，他大部分的书本也刊印于这个时期。
《园景图》描绘的正是汪廷讷这座梦幻般的园林。此图原刻本为傅惜华保藏，手卷装裱，后来下落不明。1981年公民美术出书社依据传本，以经折装册页的方法影印500套，是如今所见最接近原刻的版别。仿制本为四十五面连式，髙24公分，长1486公分，由钱贡绘图，黄应组施刻。以现在的装订形状看，很难判别《园景图》初印时是否另配有文字，以及是否为书本之一部分。《园景图》的刊印时刻亦不确认，现在较为保存的定论是十七世纪初期。
《奕谱》全称为《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法奕谱》，有两卷的单行本和十八卷的全集本两种版别。单行本有或许先刊印发行，后来收入《全集》。假如从《全集》的视点来指称《奕谱》，则二者实为一体。《全集》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部，装成八册，每一部对应一册。榜首、二册为《奕谱》两卷，三、四、五册为《题赠》三卷，六、七、八册为《坐隐先生集》十二卷及《坐隐园戏墨》一卷。
图1 《坐隐奕谱》 万历三十七年环翠堂刻本 我国国家图书馆藏
《奕谱》的刊印时刻不早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书为线装，框高、宽尺度纷歧，高约24.1至25.5公分，宽约27.5至28.3公分，行、字数亦不等，白口，无鱼尾、界栏，四周单边。榜首册内封面上、下半叶皆朱印。（图1）下半叶即牌记，有大字分左右两行题“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法奕谱”。朱印内封面叶后为墨印叶，文前镌阴文长方印“清赏”，正文云：
围碁之制，始出于巴邛之橘、穆王之墓，继出于石室，又见于商山。乃仙家乐道养性之具，原非纤巧小智所能窥其窔奥。《碁经》十三篇，包含蕴蓄，至妙至玄。挽近如《适情录》、《秋仙遗谱》、《石室秘传》等书，汗漫杂陈，令观者眩瞀，莫知所从。兹汪衙环翠堂，复为考敫精严，择其必用者，分为各类。类之中又加详焉，期于扼要，不期于宏肆。得失判于现在，输赢列之掌上。持此临局，满有把握，消余晷而谢尘嚣，无复有踰于此。星源詹国礼督梓，古歙黄应组绣镌。
此篇后有“花卉图”一幅，髙25.5公分，宽22.5公分，中镌大篆“坐隐”二字。（图2）左叶为“金部”榜首叶上半叶，刻有“九鼎图”一幅，后题“心手同玄”四字，末署“金陵友人朱之蕃题赠昌朝词丈”，四字各占半叶，款识半叶。后又题大篆“坐隐”二字，参半叶。再后依次为焦竑、郭子章、程朝京、袁福征、金继震、李自芳序。又后为汪廷讷《自叙》。汪序之后，依次为顾起元《坐隐先生传》、林世吉《题〈坐隐先生传〉后》、梅鼎祚《书〈坐隐先生传〉后》、朱之蕃《坐隐先生赞有序》和姚履素《坐隐图赞》。
图2 《花卉图》
接下来为《坐隐图》，图六叶连式，每叶髙25.7公分，宽27.3公分，描绘汪氏与友人雅集对弈的场景。第四叶画面左上部山石镌有“坐隐图 汪耕写”六字。图后，依次为欧阳春风《坐隐图跋》、陆云卿《书〈坐隐图〉后》、汪廷讷《订谱小序》和汪廷讷《坐隐先生碁经汇粹》。再后有《坐隐先生订碁谱目录》。榜首册至“侵分活套，第四十九变，第二十七着”终，版心题“金部九十九”第九十九叶。
第二册首叶为“对手，榜首局，二百三十四着”，版心题“石部一，榜首百”。“环翠图，二百十三着”在“石部六十二”榜首百六十一叶下半叶。后为《坐隐盘中诗有引》，末署“无无居士汪廷讷著”。这今后为汪氏友人题赠文字，本册至“石部七十一，榜首百七十叶”终。
《奕谱》在印本形状上显现出以下特色，即开本广大，版式高雅疏朗，字体亦按照题赠文字的原貌以写刻体刊印。书中所附的《坐隐图》连续了汪耕和黄应组的组合，出书者汪廷讷“重直雕缕”的尽力是清楚明晰的。 若从《全集》的文本结构中看，更显出其规划的巨大和刻印本钱的昂扬。
《奕谱》在卷前文字中已阐明，此书的效果有二：一为有用，“持此临局，满有把握”；二为清赏，“消余晷而谢尘嚣，无复有踰于此”。仔细调查整部印本，棋局图自“金部四十四”第四十五叶至“石部六十二”榜首百六十一叶，共一百一十六叶。其他序、跋、题赠合计五十四叶，其间便包含了六面三叶的《坐隐图》。此书名为棋谱，非有用的部分却占有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若放在《全集》中来看，则《奕谱》更变成了整部十八卷中的一小部分。可见，与“临局”比较，《奕谱》的消遣气味更浓，更具有自娱的性质。
山人
汪廷讷好弈，《全集》中许多文章中都曾提及，他号“坐隐先生”也与此有关。不过，“坐隐”很或许不只指他善弈这一现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此词典出《世说新语》：
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所谓“坐隐”，即含有魏晋时人关于狷介脱俗的标榜。咱们前面曾述及汪廷讷在《人镜阳秋》中对严光、陶潜等前代隐逸之士的推重，这种情结在《全集》中亦有多处流露，其间常提及的就是魏晋人物。偶然的是，友人的酬赠文字中，亦常把他比作结庐之陶潜：
风淡昌湖烟水迟，名园亭榭映涟漪。门垂杨柳陶公宅，岸夹桃花苏子堤。玉磬数声清梵杳，楸枰一局绿阴移。秋仙欲动濠梁兴，为报山灵鹤鹿知。
松萝拱秀，昌湖漱玉，紫翠千重环堵。天开图像，地势独占新都。你最怕是市朝喧杂，陆海浮沉。因而上，选胜把菟裘筑，门前车马谢，一尘无，雅称陶潜赋卜居。高士里，沧洲趣，纶巾羽扇闲往来不断，这山水是会意处。
陶渊明代表着一种洁身自适的处世姿态，亦常常成为文人感念不遇时吟咏、寄予的方针。万历二十八年，汪廷讷第三次乡试不中，是年秋，开端营构坐隐园。宦途的堵塞，使他在活跃与士人名人往来的一起，以一位“在野”的髙士来营建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园中景点的命名上，廷讷亦寓有深意：
春来几何鸟能言，时光先到辟疆园。莺啭柳枝窥柳线，径穿桃坞拟桃源。乍看萝阁晴丝乱，更听芳丛暗管喧。
图3 《环翠堂园景图》 〈桃坞〉 1981年公民美术出书社影印本
廷讷意欲效法的“桃源”无疑是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园景图》中，第二段“桃坞”和榜首段山区至农田的风光，俨然就是《桃花源记》中的描绘。距桃坞不远，从髙士里至昌湖堤岸，道旁遍植桃柳，（图3）暗示此地不只仅避世的桃源，亦有着如五柳先生一般的髙士在此隐居。这位髙士不只志行修洁，更兼淹贯百家。坐隐园景点的命名即涵括儒、释、道三教的典故，而“无无居”中安坐的主人汪廷讷，头戴缁冠，手执布掸子，宛如道教中的仙人。左面的年迈和尚应是他的老友了悟禅师，加上右侧头戴东坡巾的文士，亦是在表达三教贯穿的意义。（图4）
图4 《环翠堂园景图》 〈无无居〉 1981年公民美术出书社影印本
汪廷讷的尽力并没有中止。咱们透过他简直无处不在的恬淡无为的自诩，不难发现他并未抛弃“入世”的希望。在精心刻画陶渊明式的山人形象的一起，他更频频地运用的一个要害词语就是“东山”。《编年传》记载：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春，内史以公手编《人镜阳秋》进御览，神宗悦，披览此书，关世教，目公为庄士，朝野皆以东山期。叶少师以“小东山”赠其庐。
这段文字的实在性值得置疑，但却道出了廷讷的愿望，就是成为“东山”相同的人物。“东山”自然是指谢安（320-385）。《全集》中，将他比作“东山”的文字更是举目皆是：
举犹鹏抟矫翼，隐如豹变成斑；类持竿之渭水，匹着屐之东山。
闲眺虚空百尺楼，披襟笑傲一沧洲。图开太极天地小，道体中庸物我侔。恋壑流霞行取适，对枰永日坐销忧。东山高卧幽然处，顺养天真得自在。
先生久擅作品名，适情小数碁亦精。词赋争若三都传，谭唾能令四座惊。目对文犀思要眇，手持玄玉意纵横。暂向东山聊玩世，终将社稷作干城。
汪廷讷在书中保存这些题赠文字，显然是乐于承受这种比附。谢安最重要的功劳，是指授将帅，于淝水大破前秦军，使东晋化险为夷。除了立下不世功业，谢安更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听闻前哨喜讯，仍神色自若的雍容风姿：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谢安与弈棋有关的故实不止一处，例如闻名的“围棋赌墅”，这些故事的要点并不在于标明谢安有多么的嗜弈。围棋的呈现，仅仅用来烘托谢安格量气量的一个精致道具，好像琴棋书画之于文人，是必不可少的艺能。汪廷讷关于弈棋的热心或许出自天分，可是经过“围棋”和“东山报捷”的典故，他泰然自若地将自己与谢安联系起来。汪氏的这一目的，可在《坐隐图》中寻到蛛丝马迹。
棋局的隐喻
图5 《坐隐图》 万历三十七年环翠堂刻本 我国国家图书馆藏
《坐隐图》六叶全图的场景是在一处幽静的渠道上。（图5）渠道四周流水盘绕，上面筑有巨大的迭石假山，其间树木映衬，可见精巧的亭榭栏杆。假山首要集合在中心两叶，两块拱门形状的山石将其与前两叶和后两叶分为三个独立部分。读者翻阅时，先会看到榜首、二叶中有四位童子提壶携琴，走向假山的方向，观者的视界亦随之穿过平整的路面，进入被山石阻隔出的第三、四叶的内部空间。空间中的首要人物有左右两组。右边，即第三叶中有四人在下棋、观棋；在左面第四叶，一位策杖文士正向棋局的方向走去；周围有四名童子。持续向左方，走出拱形山石，来到第五、六叶，视界从头变得开阔。五位童子在岸上煎茶，洗砚，或捧着茶盏、香炉。画面的止境是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建有一座富丽的水阁，一童子在阁中收拾书本。
由图中人物、场景的组织来看，三、四叶的假山石区域无疑是整幅版画的主体部分。此区域中看似存在两组核心分子，可是一、二叶的童子和第四叶文士的行进路线都指向第三叶，清楚明晰，这一叶中，正在弈棋、观棋的四人才是眞正的中心、全图的“文眼”。——这也同《奕谱》的宗旨符合。四人以石上的棋盘为中心散布于周围。左面三人盘绕棋盘，组成一个半圆形。最上方坐一老僧，手执布掸子，低眉观棋；在和尚左面，一位头戴幅巾、藏着五绺长须的文士负手而立，向前轻轻欠身，以便能够更清楚地调查棋局；下方安坐的弈者儒冠浓髯，双目注视棋盘，左手扬起，右手则伸向棋盒，预备应子。单独坐于右侧的另一位弈者，束发髙冠，三绺长须，左手捧棋盒，右手食、中二指拈着一枚白子，正要落子，与别的三人的专心致志比较，神态显得较为洒脱沉着。（图6）
图6 《坐隐图》部分
很显然，《坐隐图》展示的是汪廷讷与友人雅集、对弈的隐居日子。由画中人物的安置来看，汪廷讷只或许是在第三叶的四人之中。观棋的和尚较易辨认，应是廷讷的老友了悟。环绕余下三人中谁是汪廷讷，现在依然存有争议。 现实上，从画面营构来看，《坐隐图》绘者汪耕采纳的方法是运用画中人的视界，以及画面的视觉中心方位，来烘托、提示出画中的主人公。——那位坐于棋盘右方，面部呈四分之三旁边面的弈者，就是此图的核心人物、环翠堂的主人汪廷讷。假如再仔细调查，可发现这位弈者做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作，行将右腿架在了左腿上。这品种似“二郎腿”的姿态显得适当随意而失礼，却愈加证明晰此人就是汪廷讷。结合咱们前文对汪氏性情的剖析，便不难理解。他这样做，既是在标明对棋局掌控的轻松自如，亦是显现他作为此处主人的位置。
假如不考虑《全集》中“东山高卧”的点评，观者看到《坐隐图》中的汪廷讷，或许会以为这仅仅是一次很往常的雅集。“东山”在东晋今后，成为谢安的固定标志，也是对髙士隐居不仕的特定指代。可是与陶潜的归隐不同，这种隐居仅仅暂时的等候机遇，正好像样标志着谢安的另一个典故“重整旗鼓”。廷讷友人“匹着屐之东山”的题赠，现已清晰地址出了廷讷的愿望，就是像谢安那样，在宦途和事功上有所作为。至于“弈棋”的行为，与“东山”上的谢安，更是存在着相似符号化的联系。廷讷在《坐隐图》中摆出的沉着对弈的形象，则是对这些隐喻的回应。读者翻阅《奕谱》时，不只会看到他布下的棋局，也会读到很多名人雅士的称颂。读完这些名人赋予他的“东山高卧”的美誉，再来返观《坐隐图》，未解眞意者会记住他高雅的文人日子场景，有心之士自会在耳濡目染中，将棋谱作者汪廷讷的形象与历史上谢安弈棋的幻想合而为一。
因而，能够明晰，《坐隐图》的发生，与汪廷讷对个人方针的定位有着直接的联系。二图的刊印时刻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廷讷第五次科考失利、“不复置功名念”之后。自此，廷讷关于未来的方针，就是一方面经过刻书、写作、交游，宣扬自己“隐居髙士”的形象，一方面运营个人的工作，等候“重整旗鼓”的机遇。陶潜与谢安，是他包装自己的两个绝佳的形象符号。
（本文原题为：《坐隐图》的迷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