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咱们议论下一代的时分，恐怕咱们得先谈谈咱们自己。”
互联网、大数据、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今日的最新代代不仅仅天然生成的互联网原住民，也将不移至理地成为不久将来“美丽新国际”的公民。这既是应战，也是机会。
应战在于，最新一次科技革新所发作的影响，不只导致微观层面上国际联系、国家管理、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发作巨变，也在微观层面上改动个别的行为：学习、交际、游戏、作业乃至面临逝世——在新的科技革新的语境下，曩昔的许多形式都自动或被逼发作改动，人怎样能在剧烈的变化中坚持人的庄严，完结人的价值，这是一个现在就需求考虑并预备的问题。
而机会则在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代人能像今日的新代代相同，如此天然地挨近和具有科技的力气。假如运用妥当，他们理应能借此完结人类社会全体和人类个别在物质和精力的进一步腾跃；相反，他们也或许由于科技这一变量的失控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而面临更为灾祸性的成果。
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下一代人的未来”，不仅仅为他们而衬托的有备无患，也是处理咱们本身问题的火急之举。
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电影与文明研讨中心主任戴锦华女士在承受本刊采访时一直在着重的：当咱们议论下一代的时分，恐怕咱们得先谈谈咱们自己——咱们应该怎样更新对当下国际的知道，怎样让已失效的常识康复有机和传承，怎样唤醒大众对危机的知道，怎样在新科技革新的布景下知道作为数码原住民的最新代代……
换而言之，“未来”其实现已到来，危机已潜藏良久，为下一代考虑未来，也是为咱们自己做计划，以便安全地度过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以下是《腾云》杂志对戴锦华教授的访谈：
毕加索晚年自画像。这位艺术大师曾说：“我花了四年就画得跟拉斐尔相同好，但却用了一辈子才学会像孩子那样画画。”这句名言隐含的问题是：咱们要怎样“教”孩子？仍是相反——其实是孩子在“教”咱们？
腾云：咱们要怎样做，才干让下一代代（泛指，而未必特指现在的儿童）更好地面临和迎候未来？当咱们评论怎样（比方在教育上）为下一代“预备”更好的未来的时分，您觉得这是一个架空的幻想吗？
戴锦华：这个问题包括了一个假定条件，即常识是有机的、传承有序的，它和国际的相关也是有机的，咱们能够经过常识使得下一代与国际互相相关—我对这个条件比较置疑。
咱们评论未来，是由于咱们期望具有未来。而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具有未来吗？在我而言，评论未来，有着不行躲避的危机感。
危机的其间一个别现，最直观的便是环境和动力危机，比方全球的极点气候，动力过度挖掘和可代替动力的缺席，等等，它通常在生态或环保的框架下被评论。这个问题或许是无解的，由于今日整个国际都在助推这个危机的开展，其背面主导的力气便是本钱。而本钱在金融、虚拟经济的语境下，现已彻底无需品格化的代理人，它因而变成一个不行控力。
另一种危机，则是对上述危机的无视。咱们感知到了，但挑选无视，或放置。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政治失序——从川普中选到英国脱欧，整个西方现代政治准则中的制衡性元素都已失效。这一点，我在美国就感触到了美国常识界那种遍及的悲愤和无力，以及巨大的忧虑和惊骇。
曦光中的青少年剪影。在承受了精美的、齐备的教育之后，最新代代的猎奇心如同在全体上被掠夺了——这个定论树立吗？假如树立，问题出在哪里？
可是，在整个评论中，有一个要素被忽视了，那便是新技术革新——它不只加快了前述两个危机的发作，一起也促成了全体社会生态的改动。
一方面，整个国际因而土崩瓦解了。一部分人得以日子在新生态中，另一部分人则远远地被抛离在这个生态之外——想想非洲奴工的孩子、拉美森林原住民的孩子，以及我国被现代化抛在死后的孩子——日子在新生态中的孩子底子无法幻想前者们的日子，而这是一个全球的结构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本位主义绝地”的呈现。“本位主义”当然包括了一般含义上的独当一面、个人权力等出题，但一起也包括个人怎样组成社会的出题。而今日的新技术革新构成的一个问题是，孩子们的生长现已自外于实际的教育系统，他们经过iPad、Siri进行自主学习，而这部分常识或许彻底不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之内。
换而言之，他们进入智能终端所衔接的互联网空间，构成独有的游戏、文娱、交际方法，成为许多“饭圈”中的成员。
咱们这些非“数码原住民”，也会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自我，但咱们下知道里会分辩哪个是自己的“主品格”，会测验整合咱们的自我。但在（移动）互联网年代，人们如同现已无需这样做，多重阿凡达、多重马甲、多重ID……都无需整合，并且也没有整合的机制和志愿。曩昔人们会区别什么是实际国际，什么是虚拟空间，但看一看今日的电商、电竞、主播……你会说那些是“虚拟”的吗？
而我所描绘的全部这些，其实都在指向我最开端所提及的那个“开裂”——常识的有机性、延续性，现已软弱或淡薄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咱们以为自己是以血肉之躯日子在这个实在的时空中，以为咱们与社会的衔接是实在的，这种观念，这种幻想，某种程度上现已失效了。
在这个被新技术革新所改动的生态下，看一看宅男宅女，或日本的“御宅族”，“本位主义绝地”的呈现，使得个别之间的亲密联系成为一个困难的出题，而更大的忧虑或许还在于，下一代代对“系统”的依靠性变得史无前例之强——已然能够自若地呼唤Siri，那他们就或许不再需求经过搜索引擎进行自动检索；而依靠巨大的电商和物流系统，“宅生计”成为一种实在可行的日子。
去美国看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分，我发现，20世纪前半叶的艺术家，他们的画作中必定会呈现劳作者，我本来以为，那是由于有左翼文明的影响，因而即使是艺术家的发明，也契合“向下认同”的社会趋势；后来我激烈知道到，不彻底如此，而是由于劳作和出产就在他们身边。
而今日，当你睁开眼睛，你看不到“劳作者”了，劳作藏匿了，与此一起，全球化的金融贸易系统，全球化的产品物流系统，成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的机器，你的生计就修建在它正常作业的条件下，一旦这个链条的某一环节发作过错，那么整个别系就或许坍塌。
任何“宣判 ”下一代怎样怎样的定论，都需求被高度警觉。与急于下判别比较，咱们更需求做的或许是从头自我学习。
所以，让咱们回到你的问题：当咱们议论下一代，议论下一代的教育的时分，恐怕咱们得先谈谈咱们自己，便是咱们有没有知道到，今日咱们所具有的常识、理论，或许都失效了。咱们又该怎样去更新咱们的常识，从头设定参数，去认知今日的国际以及被改动的下一代呢？
前不久我受邀去谈教育的论题，我就提出一个观念：没有任何人有资历去全体地“宣判”一代人，“自恋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些都是咱们需求高度警觉的。可是反过来说，假如你信任这些定论为真，那么必定不是某一代人病了，而是这个社会病了。
所以当咱们议论教育的时分，一方面，条件是常识依然是有机的，有用的，另一方面，则是咱们拿什么去教育下一代。
我跟现在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讨生触摸的时分，我就觉得，相关于咱们这一代，他们的教育起点不知道高了多少，但一起我也激烈地感触到，他们在承受了精美的、齐备的教育之后，依然短少提出问题的才干，他们的猎奇心，如同在全体上被掠夺了。
常常有海外的学者说我国学生不发问——在我的那个年代，外国学者也以为咱们不发问，但咱们不发问是由于传统文明基因中的拘谨和害怕，咱们或许会在教授走了之后进行火热的评论，但现在学生的不发问，如同便是真的不猎奇。
这种不猎奇，是不是由于实际要素的按捺所导致？是不是也有另一种或许，便是他们那个富于考虑的自我，并不存在于实际的学习空间中，而或许有其他的表达空间—比方他或许是QQ空间的定见首领。
我想说的仅仅，关于我来说，他们的国际是新的，是生疏的，而去了解他们的进程，便是咱们这一代需求从头学习的进程。
腾云：此前看到一则音讯，说在欧洲的某些国家，幼儿园是不教孩子读写的，孩子上幼儿园便是玩，在游戏中培育爱好和激起发明力。人作为一种才智生物，当面临新的技术环境时，他能否自我练习出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学习形式？假如咱们对下一代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教，他们是不是也有或许学得好？
戴锦华：一旦进入比较教育学这个范畴，那就十分专业了，我不敢讲话。但我形象十分深的是，我在美国刚好跟一个研讨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博士做过街坊，我也通读了他的博士论文，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震动的体会。
他所了解的美国中小学的现状和问题，跟咱们此前对美国教育构成的幻想和定势基本上南辕北辙。某种程度上，美国的教育准则比我国的更“残暴”，它要肄业生在追肄业科的优异成绩的一起，还要练习争辩、安排、实操等才干。
它是对英国工学准则的仿照，是一种高压式的教育，而这几乎是美国教育秘而不宣的隐秘。至于北欧各国，到今日为止，都是特例——终身免费教育，但他们的问题是自己教育出来的精英许多外流。
而我信任的是，在互联网年代，教育的观念应该彻底改动。
此前，咱们的教育以传承常识为意图，所以在我国传统教育中，记诵就变得很重要，孩子们在认字之前就要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回到根子上去说，这件事是违反天然性的——全部的哺乳动物的生计技术都是经过基因遗传的，唯有人类不是，所以每一代人都有必要从头开端，用许多的时刻进行学习，以便于在人类的国际中能生计下去。
从这个含义上说，常识的回忆和传承就成为必需。但在今日，常识的回忆和传承现已能够由存储器来完结，也便是说，常识教育的含义被改动了。
因而，今日教育的含义，应该是思想才干的培育，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一个会提出问题的人，由于只需你发问，就会有答复——在数据库满足齐备的情况下，你能够一键调出人类历史上全部的常识，而怎样去处理和使用它，才是重要的。
可是这儿也存在一个危机：假使停电了呢？因而，咱们实际上处在一个对立中——从行进论的视点来看，现有的教育系统应该被革新，但在应对危机的含义上，咱们是不是依然要把新技术革新所供给的硬件软件环境暂时放置，去对孩子进行老式的练习。这是我所不能答复的。
腾云：有一种或许性是，人类今后能够经过植入到大脑里的芯片，随时调用人类历史上全部的常识，因而曩昔长达30年的学习进程能够被省掉了，人类能够将更多时刻用于发明。您对这个假定或幻想是达观仍是绝望的？
戴锦华：在电影《谍影重重》中，失忆后的Jason Bourne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块芯片，他有必要划开自己的身体，把芯片丢掉，然后才去寻觅自己。
这个故事为咱们供给了一个参照——曩昔，咱们需求把芯片丢掉，才干答复“我是谁”；而今日，咱们一直在幻想怎样植入一个芯片——从此“我”就不是关闭的、独立的、肉体的自我，机器成为咱们身体的延伸，或许，咱们成为机器的延伸，成为Matrix的“电池”。
我不忧虑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的到来，或许未来呈现“人机大战”，比那个实际更早到来或一起到来的，是咱们现已与机器结为一体，因而，赛博格（Cyborg的音译，即义体人类、生化电子人，用机械替换人体的一部分、联接大脑与机械的赛博格系统）才或许是一个更需求被逼切评论的问题。
腾云：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他的《未来简史》一书中说，凭借科技，最富有的那些人将由智人“进化”到神人，因而跻身不行逾越或难以被应战的阶级。
尤瓦尔·赫拉利在造就讲演
戴锦华：是啊，所以人类社会最终的公正——逝世的公正，都将不复存在。假如真的开展到那个阶段，那便是人类文明自我抹除的时刻——在自我赛博格化的进程中，人类的含义不存在了，或许说，人类作为一个“一起体”的含义不存在了，从此贫者恒贫，富者恒富，有权势者成为更优异的物种，将成为唯物主义实际。
所以，咱们终究拿什么去教育咱们的下一代呢？就像电影《雪国列车》里所描绘的，咱们是在首车的态度上去教育他们，仍是在尾车的含义上去教育他们？是让他们学习怎样做赛博格，仍是让他们承受只需少数人能成为赛博格？
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常常无言以对，而我其实很幸亏，自己或许不用阅历这个进程，而能够以血肉之躯——到了该滚蛋的时分就滚蛋吧。
与机器对弈，在未来会不会演变成全方位的“人机大战”？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或许咱们应该去评论赛博格化这个更为火急的问题。
腾云：回到我的个别经历：小时分咱们有一门课叫思想品德，里面会特别着重三个字：真善美，回到字面意思，您觉得这三个字能够作为处理问题的选项吗？
戴锦华：我很置疑。真善美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在我国并没有找到它对应的所指。
当咱们回头看曩昔“我国崛起”的一百年，会明晰看到我国困难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结时，它的未完结，不是由于现代化的程度不行，而是它的自我建构本身未完结。
阶级固化，社群撕裂，自我割裂，即使抛开对极点利己主义、极点功利主义、极点拜金主义、极点成功学的社会实际的批评，咱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同享的价值。
人的自我建构，应有一个逾越性的价值系统，但现在看来，那个有着不变的价值、准则、逻辑的系统未必在。因而人与人之间就很难构成一致。
因而，当咱们在评论“三观”的时分，咱们在议论些什么？咱们要怎样去看待每一个构成“三观”的历史性内在和实际性义旨及其或许性？假如咱们不较这个真，那咱们许多评论就会变得没有含义。
腾云：关于真善美，有一种说法是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咱们假如以现在的教育形式去教孩子，而不练习或培育孩子们的艺术思想、艺术技术，那么他们将来就或许找不到作业。关于“美”或许艺术或许起到的效果，您对此抱有期望吗？
戴锦华：我大约不会把期望会集放在艺术上，我觉得最广义的人文学，即对猎奇心和幻想力的培育和同享，有更大的含义。成功的人文学教育，应该能强化咱们的幻想力。
几回科技革新改动了许多，但仅有没改动的便是现代主义逻辑，这一逻辑背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它所发明的高耗能的文明类型，注定现已不行继续，所以，人文学在教育系统中能否占有方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假如能让整个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同享幻想力，那么或许当咱们面临危机的时分，会有一些不相同的考虑。
我每年拜访美国都会去见科幻小说作家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她每次见我，都说我太绝望了，说咱们还有方法。
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
关于怎样跟费事、危机共存，她的处理方案朴素之极——比方咱们是不是能够从现在开端，每周少洗一次澡，每次洗澡的时分，把时刻限定在15分钟之内；咱们是不是能够跟动物做朋友，等等。她最急进的一条主张是，咱们少生孩子，互相做亲人。
她始终以为咱们来得及，咱们有方法把地球救下来。每次见到她，我都会觉得特别受鼓动。她不会讲国际末日，而是讲与费事共存。她真的是把女人的生命经历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异乎寻常的考虑这个国际的方法。
腾云：回到《未来简史》，这本书以为，曩昔人们信任某个观念，实际上是由于信任这个观念背面的故事，比方宗教背面的故事。将来是否存在一种趋势，便是人们发明一个新的故事，以及根据这个故事的崇奉，来引导咱们的走向？
戴锦华：我觉得，全球范围内宗教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本身便是常识破产的成果。
从前，世俗化社会战胜了宗教社会，是由于咱们信任理性主义的故事，咱们信任能找到全部问题的答案，并操纵自己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咱们讲不出自己的故事了，尤其是关于个别生命价值的故事了。
曩昔咱们信任，只需尽力，明日就会更好；即使咱们不美好，咱们的孩子今后能美好，这样一种信仰，在全球范围内都破产了。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现代主义逻辑本身实践演进的成果，所以，咱们是否能在全体上、批评性地去反思现代主义逻辑，去直面今日所发作的全部，去重视哪些问题或许在什么点上迸发危机，咱们又能怎样去延平缓阻止危机的发作，假如不能，那人类的大多数能否在危机迸发中幸存。
回到我本身——我乐意这么去做，或许仅仅为了换得自己心安，比及自己走的时分，我能够安心地面临自己。
在这个含义上，我搞了一辈子教育，却不信任教育。我不信任能够经过常识去改造、改动他人。我不信任，也不喜欢这样做。但我信任教育或常识能翻开一些或许性，这些或许性将会成为种子。
我记妥当年看电影《钢的琴》，看到抛弃车间里，一棵小树从水泥地里长出来，并且开出一树白花的时分，那个场景我特别形象深入。我觉得，那或许便是我的最终的达观地点。
《钢的琴》剧照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今日的我国人总算有了一点心灵的余裕，去考虑这些奢华的本体论问题。我无法答复这些问题，但我确实期望“看见”他人——假如你能够“看见”他人，或许你对自己生命的了解就会有所不同。
常常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我走了国际许多当地，不是去寻觅了解的东西，而是在寻觅生疏的东西；不是寻觅和自己相同阶级的人，而是寻觅那些我历来不了解或在我幻想力之外的人，以及他们的日子。我遇见他们，乃至成为他们中一些人的朋友，这样，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如同落到了地上，他们喜欢我，比我在网上具有5万粉丝，令我快乐得多。
大约近5年来，只需是时刻答应，只需是公共讲演的约请我基本上都承受。由于我有一种非理性的惊骇——或许有一天，咱们就永久隔着屏幕了。
所以我仍是想在一个实在的空间中，用实在的身体面临实在的人群，给他们讲什么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当咱们身体的前言性现已被开端掠夺时，我就想凭借身体的前言性，最终能传递一点什么东西。
腾云：曾经看《黑客帝国》时有一个感触，便是当全部都无解的时分，爱或许爱情总会成为解救的力气。关于现代社会来说，爱还能扮演什么人物？
戴锦华：今日中文里的“爱”基本上便是英文里的“Love”，而Love在整个英语国际中当然是一个神话，所以《黑客帝国》中当Neo说“我喜欢你”的时分，Trinity就活过来了——我记妥当年看了好绝望， 觉得这个梗太老了。
不过我也会想起切·格瓦拉说过的一句话：“仍是让我冒着被人讪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革新者行进的是巨大的爱”。互相相伴，像亲人相同相互依存，当灾祸到来的时分，至少还有人手牵着手，一起面临逝世。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便是从头赋予社会有机性，这是一个十分逼真的东西。
一则来自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夏尔丹（他曾在我国作业多年，是我国旧石器年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名言：“未来归于那些为下一代人供给期望的人。”
日本在经济衰退期呈现的“御宅族”，到了我国也那么遍及，我以为跟独生子女方针下两代人不同的生命状况有关——他们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没有亲属联系网络的一代，比及他们的下一代，叔叔、姑姑、大伯，等等，这些概念都开端变得没有含义。
你说社会教育也行，社会修正也好，便是咱们是否应该测验一下，去树立互相像亲人相同的联系，在那个联系里，爱对错功利性的，不是他人告知你说，咱们是相等的，而是咱们能够实在感触到对方跟自己是一个不相同的生命，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个含义上，我又觉得，爱是一种或许性。
采访 | 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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