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在嘉庆年间撰成《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倡议北朝碑版石刻，很快得到一些书家和学者的响应与附和。
其时，帖学书法因为取径狭隘，曲折效法，现已暴露出显着的弊端和衰颓之势。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在创造上的成功和颤动更是为碑学理论供给了根据和典范。
如果说，邓石如、伊秉绶等人的成果首要仍是体现在篆隶书体方面的话，那么阮元对北朝书法的高度评价和竭力宣扬，则直接涉及到最为遍及和有用的楷、行书领域,标明碑学理论将从少部分人的尚奇好古之论开展成为书法艺术的基本原则。
包世臣书法
钱泳生逢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终身以访碑、刻帖、著作为工作，他曾与翁方纲、阮元、包世臣等均有亲近往来。在书法上他拿手隶书，师法汉碑，一起又以精于刻帖而遭到北京王公贵戚的欣赏，永理的《诒晋斋巾箱帖》《诒晋斋摹古帖》、铁保的《惟清斋帖》、刘墉的《清爱堂石刻》、英和的《松雪斋法书》等都出自他的手篆刻。
其行书圆润秀丽，纯出于帖，作为收支碑、帖两派的书家，当钱泳读到阮元的《南北书派论》时，当即称为确论”。钱氏自己论书也颇受阮元启示，不只篆、隶,关于楷、行书亦着重：这种观念已逾越帖学领域，与阮元的建议如出一口。
包世臣书法
但是，真正将阮元的碑学建议发扬、完善，并使之深人人心者，还应归功于包世臣的实践和宣扬：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吴，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屡次应会试不第，遂以幕僚身份活动于南北各地，曾在广州海关衙门任职，后担任江西新喻知县一年，晚年居南京，以著作为事。
包世臣年轻时曾研习兵法战略，在两江总督百龄幕中时曾为水利漕运出谋划策并写成专著《中衢一勺》。
包世臣书法
据记载，包世臣“少工词章,有经济大概，专喜言兵”，又“精悍有口辨，以布衣邀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大方言之”。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占领并定都南京后，包世臣与汪士铎、梅曾亮一同被洪秀全尊为“三老”，可见其名声之大。
他与其时的一批闻名学者李兆洛、张琦等人关系亲近，李、张二人均与书法家邓石如情谊颇深，张琦之兄张惠言能写篆书便是由邓教授，包世臣与邓石如的相识，大约也缘于此。
包世臣书法
包世臣学书从其时风俗应试“馆阁体”人手，再学苏轼及《兰亭序》等刻帖，虽临习甚勤，终未有成。
嘉庆七年(1802)在镇江与邓石如相识，对邓氏书法推崇备至，自谓为真知其书者。又感于自己书法“得自书籍,颇伤婉丽”，遂改习欧阳询颜真卿碑版。
嘉庆二十四年(1819)旅居济南，得北朝碑版甚多，又攻北碑。此外对孙过庭《书谱》亦临习甚勤，并撰有《书谱·辨误》一篇。包世臣在书法上不只广泛取法实践，并且可以考虑探索，特别对执笔、运毫等技能环节最下”功夫，乃至到达近乎舍近求远，走火人魔的境地。
包世臣书法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创造水平远远比不上他在书法理论上获得的成果和影响。包世臣的书法以行草书见长，其着笔多用侧锋，字形欹斜取势,个人特色非常明显。
从其风格相貌看，行书受苏轼影响较重，草书则得力于《书谱》较多。或许是因为在书写过程中过火寻求“逆人平出”“万毫齐力”一类的技能方法，加上行笔缓慢，使其著作显得衰弱和松懈,气势缺乏。
包世臣书法
虽然包世臣的书法创造并没有到达一代名家的水准，但他在书学理论上的建议和奉献却影响了清代后期的书法习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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