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闻名的军事学家蒋方震，曾总结到“在我国，山东省从戎的人数最多，其次是直隶和河南”。巨大的陆军人数使政府经济往往绰绰有余，长时间拖欠军饷成为了军中常态。
北洋军阀控制时期，战役频发，各派军阀为了扩展自己的实力，便大举扩展戎行，伴随着戎行规划的扩展，军费的规划也逐渐扩展，兵愈多则饷愈少。北洋元年“其时南北两边军力共有九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八人(约合九十个师)，饷数共有一亿一千二百七十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多元”，相较于满清而言，军费增加了几近一倍。
至1916袁世凯称帝之时全国戎行共有“八十七万八千零十人”，军费预算则为“一亿四千二百二十五万多元”，占其时北洋政府年度总开销的三分之一以上。1919年起，自直皖相争始，北洋各系军阀之间的对立日益尖利，战役不断，戎行和军费的规划也愈加巨大。1919年“全国戎行人数到达138万多人”，“
对数目巨大的车费开销，中心和当地关于军饷往往苛捐杂税，但仍无法补空巨大的军费窟窿，“故每月应领额数，往往不能按期照发，乃至延欠数月始行补给。数年以来大率如此”。无论是中心仍是当地戎行，长时间积欠军饷为常有之事，“乃至中心直属的劲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年都要追索欠饷”，军饷问题成为了影响戎行内部紊乱的首要的要素。
战士从戎交兵是为了吃军粮，但战士自身待遇就很低，“像咱们当弟兄的辅兵顶多的四两八钱，正兵顶多五两二钱。这四五两银子，扣去膳食，还不行零用，更不能养家”，养家糊口姑且缺乏，而仅有的军饷常常积欠，发下之后又被克扣，难以确保温饱，久而久之，戎行哗变不可防止。
1913年3月2日，“驻周口之防军因饷到稍迟，全营哗变，史管带现尚不知下落”。1920年4月4日夜，吴光新在信阳的驻军5营，因超越8个月未曾发饷，战士每月仅能得饷元5枚或8枚，仅够战士喝粥而己。至3月底，吴军曾暂发军饷两个月，数万元，军心稍安。但军饷发下之后，通过层层剥削，“至发放时每棚仅得钱千文，战士得钱八百文，三军大哗，仍将饷钱全数交还旅长，声言甘愿闭幕回家，不能在此挨饿，旅长赵汇福置之脑后，酝酿三日夜，遂如炸药之迸发不可收拾矣”，戎行恼羞成怒，遂顺势哗变。
1920年驻归德之毅军己有4个月饷未曾发饷，戎行经常有紊乱风声。5月上旬“驻守马木集之毅军突又发作第二次之哗变，一时枪声隆隆，喊声不停”。1922年7月14日，驻卫辉之北洋第二十四师，“因不发饷银哗变，任意掠夺纵火”。1926年5月10日，驻马店所驻之袁家骥戎行“忽于五月十日因饷未发给，发作问题，袁家骥统率甚严，立传团长问题，而团长恐有意外，煽惑戎行闯祸，适袁之卫队操切从事，致使激起新招团部戎行之哗变”。
总归，军饷的拖欠和克扣是激起叛乱的最直接的原因，因军饷问题所形成的叛乱贯穿整个北洋政府控制时期，无论是河南本省戎行或是客军都无法防止军饷的拖欠。北洋军中曾传扬一首“叛乱歌”：“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叛乱歌。处处叛乱有原因，提起原因脑煞人。今天杀，明日战，替官长做了一碗现成饭。官长日肥兵日瘦，半年军饷全刻扣。你督军，我司令，装满腰包不嫌重”。
参考资料
【1】《豫省兵匪为乱》
